詩經學·宋代詩經學及元明兩代的 《詩經》 研究

宋代《詩經》研究的主要特點是：一，學者不滿于漢唐以來孜孜于章句饾饤之學而忽視經書大義的情況，開始要求明其本義，進而發現與質疑漢儒詩說中與經義不符及自相矛盾的情況，從而疑序、疑傳以至要求刪改《詩經》本身。二，思辨風氣的興起，使得學者在討論《詩經》本義的同時，發揚獨研義理、橫生議論的精神，突破傳統的傳疏章句之學的形式約束，自出機杼，大膽議論。這兩個方面互相聯系、互為促進，構成了有宋一代《詩經》研究的獨特風貌，并對后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作為宋代詩經學的代表的，北宋時有歐陽修、蘇轍等人，南宋時有鄭樵、程大昌、朱熹、王柏、王質、楊簡等人。其中歐陽修、蘇轍可以說是首開風氣者，歐陽修《詩本義》，顧名思義，是要為明了詩篇大義而作。他本孟子“以意逆志”之法讀詩，選擇其中有代表性的詩篇，逐一指出前人已失解的“大義”，敢于議論《詩序》和毛、鄭的是非，發前人所未發。蘇轍撰《詩集傳》，于《詩經》各篇前的序文只取首句，認為只有首句是子夏所傳的毛公之學，其他皆為東漢衛宏集錄，因而只取其發端一言，其余悉從刪汰。他們的觀點和方法給《詩經》研究帶來了新的生氣，已初露宋代詩經學精研義理、橫生議論的端倪。所以《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評論歐陽修《詩本義》說：“新義日增，舊學幾廢，推原所始，實發于修。”

研討義理，不可能不注意到《詩序》與《詩經》本文的捍格湊泊之處，故宋代學者集中論辨的也是《詩序》。宋代支持《詩序》者，有北宋王安石、程頤，南宋呂祖謙等。他們遵從《毛詩》，一并遵從《傳》、《序》，篤守不失。雖然他們是一代名臣、大儒，治學態度受到推重，但畢竟不能成為主流。懷疑《詩序》的則有王得臣、李樗、鄭樵、程大昌、楊簡、王柏等人，可謂聲勢浩大。其中尤以鄭樵(1104—1162)最為尖銳。鄭樵字漁仲，學者稱夾漈先生，生平著述閎富，其中有《詩辨妄》一書，說“《詩》、《書》可信，然不必字字可信”。又說：“亂先王之典籍，而紛惑其說，使后學至今不知大道之本，自漢儒始。”他的言論對朱熹產生極大影響，使朱熹自尊序派轉為疑序派。《朱子語類》卷八○中，記載朱熹對弟子說：“《詩序》實不足信。向見鄭漁仲有《詩辨妄》，力詆《詩序》，其間言語太甚，以為皆是村野妄人所作。始亦疑之，后來子細看一兩篇，因質之 《史記》、《國語》，然后知《詩序》之果不足信。”由于《詩辨妄》一書觀點犀利，語言激切，問世未久，便遭到同時人周孚的攻擊，周孚撰《非詩辨妄》，列舉鄭樵之文，逐一加以反駁，《詩辨妄》一書也很快亡佚，只有若干片斷保存在《非詩辨妄》中，以及《語類》中所引“村野妄人所作”《詩序》的一條。此外題為鄭樵撰的，尚有《六經奧論》一書，此書 《夾漈遺稿·獻皇帝書》中鄭樵羅列自己著述時并未提及，故或疑此書并非鄭樵所作。其中《詩序辨》謂《詩序》“牽合為文，而取譏于世”，《風有正變辨》、《雅非有正變辨》謂《邶》、《鄘》、《衛》等“變風”中也有美詩，可稱為“變之正”，《雅》則只有小大之分，而無正變之別等，亦頗多新解。

王柏(1197—1274)，字會之，是朱熹的三傳弟子，著有《詩疑》二卷。他比其他人更為激進，不信毛、鄭，不信《詩序》，不信《左傳》中的記事 (如季札觀樂之說)，也不全信他的太老師朱熹。他從疑《序》、疑 《傳》進而疑 《經》，如說 《周南》、《召南》都應各有十一篇詩，故將《召南》 中 《何彼秾矣》和《甘棠》歸入《王風》，削去《野有死麕》。他還認為全部《詩經》中，有三十二篇“淫詩”，不是孔子刪定的原本，而是漢儒給竄入的，所以必須削去。雖然王柏是出于衛道的目的，要刪削《詩經》中的“惡行邪說”，但這種做法，“始于疑經，漸至非圣”，動搖了經書的神圣地位，有礙于統治階級的根本利益，故未能實行。

至于宋人在說《詩》時喜發議論，歐陽修《詩本義》亦首開風氣。其書以議論詩篇大義為主，兼評毛、鄭與《詩序》得失，不拘泥字句訓詁，也不采取章句注疏的舊形式。他如周堯卿《詩說》(已佚)用孟子“以意逆志”之法說詩，“不專于傳注，問辨思索，以通為期”(《宋史·儒林傳》)，也是長于議論。程大昌《詩論》十七篇(《學海類編》本作十八篇)，一論古有二 《南》而無 《國風》 之名，二論 《南》《雅》《頌》為樂詩、諸國為徒歌，三論《南》、《雅》、《頌》之入樂無疑，四論 “四始” 名目，五論 《國風》之名出于《左傳》、《荀子》，六論《左傳》、《荀子》創立《風》名之誤，七論逸詩有 “豳雅”、“豳頌”而無“豳風”，等等，更是洋洋灑灑，自出機杼，其言甚辨，宋人議論之風，于此可見一斑。

最終奠定宋代“詩經學”，使之真正能與漢代詩經學分庭抗禮的大師，乃是朱熹(1130—1200)。朱熹字元晦，后改仲晦，號晦庵、遯翁、紫陽，撰《詩集傳》，在學術史上有深遠的影響。《詩集傳》并未拋棄傳統注疏的形式，也不是長篇大套地發揮論議，但宋學的懷疑精神卻深刻貫串于其中，令人耳目一新。其主要特點在于：

(1)疑古辨經，態度謹嚴。《詩集傳》仍把《詩經》置于不可動搖的儒家經典的地位上，但對“經”以外的序、傳、箋、疏均加以考察，本著“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參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于雅以大其規，和之于頌以要其止”的 “學詩之大旨” (《詩集傳序》)來讀《詩經》。但他并非對以往的成果一概否定，而是選擇去取，態度謹嚴。如 《詩集傳》不錄 《詩序》，但并非簡單地拋棄《詩序》，而是另撰《詩序辨說》，對《小序》逐條批評是正。他認為“蓋所謂有序者，類多世俗之誤，不解詩人本意處甚多”(《朱子語類》卷八一)，但對于一些于史有據的詩篇，《小序》不誤的，朱熹也都作了肯定，如《鄘風·載馳》、《陳風·株林》等，體現了“務求真是之歸”的態度。

(2)談義理而不廢考據。朱熹《詩集傳》在訓詁方面兼用毛鄭，并采諸家之說，下以己意，準確簡明，從而使其義理之學具備堅實的基礎。如《衛風·考槃》，為一首隱士詩，其首句：“考槃在澗，碩人之寬。”《毛傳》：“考，成;槃，樂也。”按考訓老，引申為成。槃訓為樂，乃是訓作“喜樂貌”的“昪”字的假借。《毛傳》釋“考槃” 為 “成樂”，稍嫌迂曲。《詩集傳》則釋為：“考，成也。槃，盤桓之意。言成其隱處之室也。陳氏(按指宋人陳傅良)曰： ‘考，扣也，槃，器名。蓋扣之以節歌，如鼓盆拊缶之為樂也。’二說未知孰是。”按三家《詩》槃作“盤”，陳氏即用“盤”字本義為訓，扣盤成樂，最為通達。朱子并列其說，不加軒輊，而其義自見。故《詩集傳》的訓詁，既是言義理的基礎，又是深味《詩》理的結果。明義理而不廢考據，有批判而不輕改字，注解準確又簡明扼要，集中體現了宋學的優點。

(3)能夠突破經學的觀點約束，初步從文學的角度解《詩》。朱熹作為理學家，曾為儒家經典中有如此之多的情詩而迷惑不解，但還是承認這些情詩是“男女戲謔之辭”，“男女相悅而想念之辭”，無疑比漢儒強解為“刺淫亂”一類的說法高明。在讀《詩》的方法上，他也強調要吟詠諷誦，“觀其委曲折旋之意”，“沉潛諷誦，玩味義理，咀嚼滋味”，像讀“今人做底詩”一樣來讀《詩經》(均見《朱子語類》卷八○)，能夠窺見一些《詩經》作為文學作品的堂奧。

但朱熹的《詩經》研究，仍有其不可避免的缺陷。首先，他不能完全擺脫封建衛道士的偏見。雖然承認《詩經》中愛情詩的存在，卻仍指斥這些詩篇為“淫奔期會之詩”。因為朱熹的《詩經》研究，根本上仍是宣揚封建教化，為封建統治服務，故在“詩教”觀點上，宋學與漢學并無實質的不同。其次，他批評《詩序》又不能脫離《詩序》。清代姚際恒《詩經通論》已譏朱熹“時復陽違《序》而陰從之”。這雖說明《序》也還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另一方面，也說明朱熹的思想仍與《序》的美刺教化之說相合，從而無法得到《詩》的本義。另外，在《詩集傳》中也有牽強附會、訓釋失當之處，在注釋字音時，則采用了當時人吳棫(字才老)的“葉音說”，這是缺乏科學根據的。朱熹未明古今語音的變化規律，簡單地為押韻順口而臨時將某字改讀某音，造成字音的混亂。

《詩集傳》代表了宋代《詩經》研究的最高成就，也暴露了其無法克服的缺點。“衛道”與“疑經”，都在朱熹的后學那里發揮到極致;元明以下，學術流于空疏，耽于主觀臆測，空談義理，也實由宋學發端。

元明兩代的《詩經》研究，仍承宋學遺緒，有突出成就的學者不多。朱熹學說在元兵南下時傳至北方，學者翕然從之。元仁宗延祐年間定科舉法，多遵程朱理學，《詩經》即以朱子《詩集傳》為準。元代《詩經》的研究著作，如劉瑾《詩傳通釋》，以《詩集傳》為本，嚴守宋學體系而逐篇加以訓解，其議論亦尚篤實。另如梁益《詩傳旁通》、朱公遷《詩經疏義》、劉玉汝《詩纘緒》、梁寅《詩演義》等，大體皆本朱子《集傳》為宗。此外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 中，對前人之說多所辨訂，值得參考。

明初胡廣奉永樂帝敕撰《五經大全》，其中《詩經大全》即本元代劉瑾《詩傳通釋》而略加損益。清代陳啟源《毛詩稽古編》已譏《大全》收劉瑾之說太濫，《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干脆說明廣乃是“剽竊舊文以應詔”。又明代何楷撰有 《詩經世本古義》，把《詩》三百篇打亂了次序重加編次，按二十八宿次序分部。其書把 《大雅·公劉》、《豳風·七月》、《小雅》中 《甫田》和 《大田》、《周頌》 中 《豐年》和《噫嘻》等歸并一處，謂為夏代之詩，置于書首;把《曹風·下泉》列為周敏王時詩，放在最后。鉤棘字句，牽合史傳，故《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譏其為“大惑不解之書”，于此可見明代《詩經》研究狀況之一斑。較為平實、兼采漢宋或以漢學為主的研究著作，則有李先芳《讀詩私記》、朱謀瑋《詩故》、姚舜牧《詩經疑問》等。考證名物制度的著作，則有馮應京《六家詩名物疏》。要之明代學術界，“束書不觀、游談無根”的風氣彌漫，后期更以王陽明“心學”占據主導地位，至認為“六經者，吾心之紀籍也，而六經之實則具于吾心”(《王文成公全書·稽山書院尊經閣記》)，《詩經》研究也不能不受影響。故清代人至為鄙薄明代學術，認為元人 “株守宋儒之書，而于(漢唐)注疏所得甚淺”，“明人又株守元人之說，于宋儒亦少研究”(清皮錫瑞《經學歷史》第九章)。然亦不能以一概論之，明末陳第《毛詩古音考》，能以歷史發展的觀點破除宋儒“葉音”之說，排列 《詩經》韻字，研究“古本音”到今音的變化，實開清代古音學研究的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