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皇苦心付東流

齊梁文風的惡劣影響深為隋初統治者所重視。隋朝建立之初，文帝勵精圖治，改革政治，崇尚質樸，改革文風乃是他的棄華返樸政治的一部分。開皇四年，隋文帝下詔改革文體。據史料看，這次反對齊、梁的綺麗文風，是為鞏固隋初政權而采取的一些重要措施的一部分;這次措施所考慮的主要是“文筆日繁，其政日亂”，純然是出于政治的需要。

這次改革文風的主要內容，著眼點在應用文，要求應用文去掉華艷的辭藻，講求實用，甚至連文學也一概加以反對。當時大臣李諤在《上隋高祖革文華書》中，斥文學為“雕蟲之小藝”，連“建安風骨”的主要代表三曹也和齊梁文風一起加以反對。

這次改革文風的方法，是由皇帝下詔強令推行，對有華艷文風者繩之以法。下詔改革文體的這一年九月，泗州刺史司馬幼之因文表華艷而被交付所司治罪。中國封建社會文網甚多，然而因辭采華艷而繩之以法者于此僅見。

這次改革文風，雖有司馬幼之治罪于前，卻未能收到預期的效果。六朝華靡文風依然盛行。李諤的上書雖極斥典麗，而自己的文辭卻仍未脫齊梁舊套，仍有不少對仗精工，句法森嚴的地方。

開皇初年的這次改革文風，隨著文帝晚年的漸趨驕奢，特別是煬帝的即位而煙消云散。在隋代這個文學發展的過渡時期，對文學理論的最基本要求應該是根據文學的發展趨勢，引導文學有充實的內容，又總結、繼承已積累起來的藝術經驗;引導南北文學合流，把文學引導到一個健康的統一的進程中，從過渡期進入新的發展期。但是，隋初的文風改革，用一種偏頗去取代另一種偏頗。他們的主張脫離了文學發展的實際，無視文學發展的歷史事實。文風的改革，必須在承認文學的特點、承認它已經發展起來的藝術經驗的基礎上進行，必須從它自身的特點出發加以引導，從它自身的規律中引導出它的發展方向，而不能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不能為改革文風而徹底否定文學的特點。單純地以帝王之威，齊之以刑，是一種極為偏狹的主張，當然不可能發揮指導文學發展的作用。

同時，一種理論主張的生命力，取決于它的實踐價值，而不取決于推行這種主張的行政威力;其作用在于引導，而不在于威逼。隋代統治者一方面想借刑罰的威懾力量改變文風，一方面又不身體力行，當文帝和李諤主張改革文風時，晉王楊廣周圍卻正團結著一大群從南朝來的文人，繼續追求繁采麗藻。己之所愛，而強他人不得愛，短命的結果當然是免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