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學(孔孟荀)·清儒的“先秦儒學”研究

明代王學遍布天下，學者都尚空談而不務實學，顧炎武認為明代的覆滅實由于此，他說：“劉、石亂華，本于清談之流禍，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談，談孔、孟;未得其精而已遺其粗，未究其本而先辭其末。不習六藝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綜當代之務，舉夫子論政論學之大端一切不問，而曰一貫，曰無言，以明心見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實學。”(《日知錄》)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王夫之、朱舜水等莫不排斥王學，黃宗羲雖不排斥王學，亦力矯王學的空疏;至于顏元，則不但攻擊王學，而且直攻程、朱。清初諸儒，如此堅決地反對王學，結果必然走到實學一方面去。清代學術變遷的大勢，皮錫瑞《經學歷史》說：“國朝經學凡三變;國初漢學方萌芽，皆以宋學為根柢，不分門戶，各取所長，是為漢、宋兼采之學;乾隆以后，許、鄭之學大明，治宋學者，說經皆舉實證，不空談義理，是為專門漢學;嘉、道以后，又由許、鄭之學，導源而上，《易》宗虞氏以求孟義，《書》宗伏生、歐陽、夏侯，《詩》宗魯、齊、韓三家，《春秋》宗《公》、《谷》二傳。漢十四博士今文說，自魏、晉淪亡千余年，至今日而復明，實能述伏、董之遺文，尋武、宣之絕跡，是為西漢今文之學。”今人周予同作《經今古文學》，引申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的觀點來解釋皮錫瑞的說法，他說：“清初學術界承晚明王學極盛之后，學者束書不觀，游談無根，于是顧炎武等起而矯之，大唱‘舍經學無理學’之說。那時漢學初萌芽，大抵以宋學為根柢，而不分門戶，各取所長，可以說是漢、宋兼采之學，也可以說自明復于宋而漸及于漢、唐。這是第一期。乾隆以后，惠棟、戴震等輩出，‘為經學而治經學’之風大昌。說經主實證，不空談義理，于是家誦許、鄭;而群薄程、朱。這可以說是專門漢學，也可以說是自宋而復于東漢。這是第二期。嘉慶、道光以后，由許、鄭之學導源而上，《詩》宗三家而斥毛氏，《書》宗伏生、歐陽、夏侯而去古文，《禮》宗《儀禮》而毀《周官》，《易》宗虞氏以求孟義，《春秋》宗《公羊》而排左氏，西漢十四博士之說至是復明。這可以說是西漢今文學的復興，也可以說是自東漢復于西漢。這是第三期。光緒末年，康有為作《孔子改制考》，說先秦諸子都是‘托古改制’，經皆孔子所作，堯、舜皆孔子依托，于是諸子學大興，其影響直及于現代之古史研究者。……這可以說自西漢復于周、秦，也可以說是超經傳之諸子的研究。這是第四期。”這是清代學術的概貌，對孔、孟、荀的研究僅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主要著作有：劉寶楠《論語正義》、戴子高《論語注》、焦理堂《論語補疏》和《孟子正義》、戴東原《孟子字義疏證》、劉臺拱《論語駢枝》、毛奇齡《論語稽求篇》、江永《鄉黨圖考》、程廷祚《魯論說》、宋翔鳳《孟子趙注補正》、汪容甫《荀卿子通論》和《荀卿子年表》、郝蘭皋《荀子補注》、劉臺拱《荀子補注》、陳奐《荀子異同》、陳昌齊《荀子正誤》、王石臞《讀荀子雜志》、俞蔭甫《荀子平議》、王先謙《荀子集解》等。

《論語稽求篇》是毛奇齡專為駁斥朱熹《章句》而作，共七卷九十一條。毛氏自敘其寫作動機說：“《論語稽求篇》者，予歸田后復讀《論語》之所為作也”，“今之習《論語》者未嘗于新舊兩注有所窺見，一遇引經輒墨守《章句》，以為功令所在，不可逾越，是徒以一時肄業之故而反欲廢千圣百王之所學，不可也”，“因輯《魯論》所記者匯為七卷，名曰稽求。將欲藉考稽以求夫義類之真是者”。毛氏旁征博引，資料極為宏富，“于禮儀、軍制、方名、象數、文體、詞例，無不反復堆勘，以證朱注之訛，而申己論之確” (周中孚 《鄭堂讀書記》)。

《鄉黨圖考》是江永以經傳考證《論語·鄉黨》篇制度名物的禮學研究專著，共十卷。江永之學遠承朱熹“格物”遺教，意欲完成朱子未竟之志，成禮樂之完書，雖被指斥為僭妄也有所不辭。他痛惜經學研究中“著述家得其大者，遺其細，如宮室、衣服、飲食、器用皆未暇數之”，因此“輯《鄉黨圖考》十卷，自圣跡至一名一物必稽諸經傳，根諸注疏，討論源流，參證得失，宜作圖譜者繪圖彰之，界畫表之”(《自序》。第一卷為圖譜，記孔子先世及紀年與制度名物;第二卷為圣跡，隨事考核，以歸實錄;朝聘一卷，評考其始末;宮室為一卷，以朱熹《儀禮釋宮》為依據;衣服分上下兩卷，考證詳細;飲食一卷;器用一卷，詳考本輿制度; 容貌、雜典各一卷。

《魯論說》是程廷祚闡釋自己對《論語》見解的著作，共四卷。全書基本遵循顏李學派觀點。《自序》謂孔子之道易知，其教易從，要在率天下以立人道而已。“率天下以立人道是程氏思想的綱領，也是顏李學派的宗旨。胡適評價這是一部很平實的 《論語》解，很平和地指駁朱熹注中的錯誤，很平和地陳說他自己的見解，“全書的宗旨只是要剝去宋儒的心性玄談，使《論語》恢復成一部平平實實 ‘立人道’的書。例如第一章 ‘學而時習之’，朱注有 ‘明善而復其初’的玄談，程只說‘古者學必有業，古所謂業，《詩》、《書》、《禮》、《樂》而已’。又如 ‘子使漆雕開仕’一章，宋儒注一個‘斯’字，說是‘指此理’，又說什么 ‘心術之微’。程氏只依古注說 ‘斯’指仕進之道。又如 ‘克己復禮’一章，宋儒解 ‘己’為 ‘身之私欲’，程只說 ‘視聽言動即己也’。” ( 《清溪文集》附錄《顏李學派的程廷祚》)

《論語駢枝》是劉臺拱闡發《論語旨意》之作，共一卷十五條。此書旨在維護《論語》經說，推廣鄭玄所作注;駁正孔安國注，懷疑孔注出于魏人假托。劉氏以為《論語》是孔子微言大義所在，用力甚勤。書中首先發明 《論語》辭句之義，例如引證《釋器》、《釋訓》以證切磋琢磨之義;進而闡述孔子意旨。指出《集解》及皇侃、邢昺二疏都鶻突不分明。書中或論辨章節的劃分，或辨證字音，或發明禮儀，或點明《論語》一書的體例、語勢，或證明《孟子》之誤，或駁斥眾說以闡發己意。此書特別推崇鄭玄之注。

《論語正義》是劉寶楠、劉恭冕父子集《論語》注疏大成的一部新疏。劉氏父子服膺鄭氏學而不滿皇侃，邢昺兩家之疏，認為皇氏所載魏惡諸儒講義，“多涉清玄，于宮室衣服諸禮，闕而不言”，而“邢昺又本皇氏，別為之疏，依文衍義，益無足取”(劉恭冕《論語正義·后序》)。道光八年，劉寶楠依焦循作《孟子正義》例作《論語正義》，先為長編數十巨冊，而后薈萃折衷。經注文從邢疏本，而列漢唐《石經》、《皇疏》及《經典釋文》各本異文于疏中。清人所輯鄭注亦悉載于疏中。劉氏打破漢學宋學的門戶之見，不專己之學，不守一家之言，廣泛征引，擇善而從。疏解體例，亦不墨守疏不破注的積習，“故于注義之備者，則據注以釋經;略者，則依經以補疏;有違失未可從者，則先疏經文，次及注義;若說義二三，于義得合，悉為錄之。”(《論語正義·凡例》)劉氏不空談篇指章指，解說經義，證明典禮，期于實事求是，折中大體得當。咸豐五年，書將垂成而劉寶楠病卒;由其子劉恭冕繼續撰寫，同治四年全書寫定。前后歷時三十八年。

《孟子師說》是樸學大師黃宗羲論述其師劉宗周關于《孟子》學說之宗旨的著作。共一卷。黃氏說：“先師子劉子于《大學》有《統義》，于《中庸》有慎獨義，于 《論語》有 《學案》，皆其微言所寄，獨《孟子》無成書。羲讀《劉子遺書》，潛心有年，粗識先師宗旨所在，竊取其意，因成《孟子師說》一卷，以補所未備。” (自序) 宗羲之學大旨以陽明之說為本，于朱熹之說多未首肯，謂“象山云讀書講求義理，正是告子外義工夫，亦已深中其病。而朱子謂其靜坐澄心，卻是外義，恐未必然也”。在人性論上主孟子性善說，認為“心是無善無惡，其如動而為好惡，好必善，惡必惡。如火之熱，水之寒，斷斷不爽。乃見其所為善者，孟子性善之說本此”。發明慎獨工夫之重要，認為“容貌辭氣皆一心之妙用，一絲一竇漏，一隙一缺陷，正是獨體之莫見莫顯處。若于此更加裝點意思，一似引賊入室，永難破除”。黃氏對其師后世蒙受毀傷甚為憤慨，謂“毀譽失真，孟子雖為一時言之，而后世大抵皆然。如程朱門人盡有庸下而無不多譽，象山陽明至今毀者不已。至于青史，其淆彌甚。人言蓋棺論定，君子之論定，毀譽之論未始有定也”。

《孟子字義疏證》是戴震以疏證《孟子》之字義的方式發揮自己哲學思想的著作。共上中下三卷。震在此書中集中地批判了程朱理學，考究理欲之辨以駁斥宋儒。震本人對此書很是重視，謂“仆生平著述最大者為《孟子字義疏證》一書，此正人心之要”;又說“今人無論正邪，盡以意見誤名之曰理，而禍斯民，故《疏證》不得不作”(《與段玉裁書》)。開卷即闡明理、欲之異同，以情欲遂達于纖悉無憾者為理，以推己反躬忠恕絜情為得理之必由途徑。認為程朱之不知理，同于釋老，大有害于道，指出“程子朱子之求道心，久之知其不可持以衡鑒事物，故終謂其非也”。指出使孔孟之道喪亡的是宋儒，他說：“六經孔孟而下，有荀子矣，有老莊釋氏矣，然六經孔孟之道猶在也。自宋儒雜荀子及老莊釋氏以入六經孔孟之書，學者莫知其非，而六經孔孟之道亡矣。”(卷上)卷中論天道及性。卷下論及其他。震在本書中強調“天理”與“人欲”在自然基礎上的統一，揭露程朱所倡導的“理”完全是“尊者”、“長者”、“貴者”等壓迫“在下之人”的工具，是“以理殺人”;“以理殺人，浸浸乎舍法而論理”。

《孟子正義》是焦循集《孟子》注疏大成的著作，共三十卷。焦循推重《孟子》書及趙氏注，而不滿孫疏。于是博采經史傳注以及清儒之書中有關《孟子》的資料，先為長編，再薈萃精義，刪繁補缺，纂成《孟子正義》。該書打破唐宋諸儒疏不破注的積習，于趙氏之說或有所疑，加以駁正。所引廣博，“或申趙義，或與趙殊，或專翼孟，或雜他經，兼存備錄以待參考”(周中孚《鄭堂讀書記》卷一二)。于訓詁名物考證最詳，于仁義道德性命之義理亦闡述精微。所引六十余家皆稱某氏，征引清儒程瑤田《論學小記》及戴震《孟子字義疏證》兩家為最多，間有己意，用按語別之。其子焦廷琥有所見，亦錄而存之。范希曾《書目答問補正》說：“清儒注《孟子》，焦書最完善。”

以上是《論語》和 《孟子》的研究著作，關于《荀子》，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論之甚詳，他說：“荀子與孟子同為儒家兩大師，唐以前率皆并稱。至宋儒，將《孟子》提升為經，而 《荀子》 以‘異端’見斥。其書晻昧七八百年了。乾隆間汪容甫著《荀卿子通論》、《荀卿子年表》(俱見《述學·內篇》)，于是荀子書復活，漸成為清代顯學。其書舊注只有唐楊倞一家，尚稱簡絜，而疏略亦不少。刻本復有訛奪。容甫蓋較正多條，然未成專書。專書自謝金圃(墉)、盧抱經之合校本始，今浙刻二十二子本所采是也。(書中列輯校名氏除盧、謝外，尚有容甫及段茂堂、吳兔床、趙敬夫、朱文游五人。)此本雖謝盧并名，然校釋殆皆出抱經。(謝序云：“援引校讎，悉出抱經，參互考證，遂得藏事。”然則此書實盧校而謝刻耳。)在咸同以前，洵為最善之本。盧校出后，顧澗蘋復校所得宋本，續校若干條，為《荀子異同》(一卷)，附輯《荀子佚文》。郝蘭皋亦為《荀子補注》(一卷)，劉端臨(臺拱)為《荀子補注》(一卷)，陳碩甫(奐)為《荀子異同》，陳觀樓(昌齊)《荀子正誤》，(卷數俱未詳。)皆有所發明。而王石臞《讀荀子雜志》(八卷)較晚出，精辟無倫，諸家之說時亦甄采。次則俞蔭甫《荀子平議》(四卷)，體例同石臞。自顧郝至王俞，皆條釋別行，不附本書。最后乃有王益吾(先謙)著《荀子集解》二十卷，自楊倞至清儒諸家說網羅無遺，而間下己意，亦多善解。計對于此書下工夫整理的凡十五家，所得結果令我們十分滿意。”此為荀子研究的一般情況。這里需要指出的是，這些研究基本上由于受了乾嘉學派的影響，多從“注”和“解”方面去考證的，很少涉及荀學的歸屬問題。就對荀子作了比較全面的研究的汪中而言，也主要從荀子的傳經之功而作出肯定，他說：“荀卿之學，出于孔氏，而尤有功于諸經。”(《荀子通論》)這無疑從一個角度否定了宋儒的“道統心傳”，恢復了荀子“儒家傳經大師”的地位，扭轉了自宋以來尊孟抑荀的各種偏見，掀起荀學研究的熱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