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辭學·古代楚辭學(西漢—“五四”時期)·兩漢: 楚辭學的建立與興盛

一般說來，“楚辭”一詞有三種涵義。首先，它是指戰國末年屈原在南方民歌的基礎上創造的楚地的詩歌;其次，它也指王逸《楚辭章句》中所收的全部作品;同時，它還指一種特定的文體，即還包括歷代文人模仿屈宋辭作的形式所寫的作品。顯然，后兩種涵義是第一種涵義的延伸與擴衍。

“楚辭”的代表作家是屈原。屈原自沉汨羅之后，他的事跡和作品在楚國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王逸所謂“楚人惜而哀之，世論其詞，以相傳焉”(《楚辭章句·九章序》)便是明證。但在漢以前的文獻中，卻找不到有關屈原及其作品的任何記載。究其原因，或是因為他“暴顯君過”的行為不容于楚國當時的統治者，故典籍不載;或是有關文獻遭秦火散佚了，故而不傳。秦、楚兩國有著長期的積怨，這種對立一直延續到秦亡，而“楚辭”是典型的楚國文學，屈原又是堅決主張抗秦的人物，在本來就實行文化滅絕主義的秦王朝，“楚辭”自然逃脫不了禁絕乃至銷毀的厄運。

然而，由于楚人對屈原崇高人格的敬仰、對他悲劇命運的同情和對楚辭的喜愛，屈宋辭作仍然通過非官方的渠道，以口耳相傳的方式在民間流行。而漢初的賈誼，則是在其作品中寫到屈原的第一人。

賈誼(前200—前168)是漢文帝時博士，在貶往長沙途經湘水時寫了一篇《吊屈原賦》，賦中寫道：

仄聞屈原兮，自沉汨羅。……

遭世罔極兮，乃殞厥身。……

誶曰： 已矣! 國其莫吾知兮……

何必懷此都也!

生長于北方洛陽的賈誼，通過“仄聞”得知屈原的身世及《離騷》等作品，并由于遭際的相似與心靈的共鳴，在湘水之濱寫下了這篇名作，從而使屈原這個名字首次載于文獻。同時，通過作品，我們還可以了解到屈原“遭世罔極”、“自沉汨羅”的身世，了解到屈原是《離騷》的作者，以及漢初流傳之《離騷》即我們今天所見之《離騷》(“誶詞”中的兩句隱括《離騷》“亂辭”)等寶貴情況。賈誼對屈原的不幸遭遇十分同情，對其峻潔的品行極為崇敬，但他又認為屈原在當時情況下應該選擇歸隱或另投明君的道路，他說：“般紛紛其離此尤兮，亦夫子之辜也。瞝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都也?”賈誼這種同情、崇敬加上不理解的態度，后來幾乎成為漢人評價屈原的固定取向。

由于西漢統治集團愛好辭賦，“楚聲”、“楚辭”得到迅速的擴散和傳播，由楚地推及全國，由民間流向宮廷，很快便風靡漢代文壇。一方面涌現出大量的仿騷體作品;另一方面，則引發出漢人整理、研究楚辭的極大熱情。

據現有資料，最早整理、研究屈原辭作的是劉安。劉安 (?—前122)武帝時為淮南王，都壽春，為楚之故都。《漢書·淮南王傳》記載：“初，安入朝，獻所作內篇，新出，上愛秘之。使為《離騷傳》，旦受詔，日食時上。”班固 《離騷序》也說劉安曾作《離騷傳》，王逸《楚辭章句》則說劉安作的是《離騷經章句》。漢代的“傳”與“章句”，體例上并無嚴格的區別。故名雖有異，所指則同。至于高誘《淮南子敘》中所謂劉安作《離騷賦》，顯然是后人訛誤或妄改所致，不足為憑。

劉安的《離騷傳》已佚，無法知其全貌，幸而司馬遷的《史記·屈原列傳》中曾引用過其中的一段話：



《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蟬蛻于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



班固《離騷序》和劉勰《文心雕龍·辨騷》均對此段話有節引，并指出是劉安《離騷傳》中的論述，故當可信。劉安稱《離騷》體兼風雅，屈子志潔行廉，對《離騷》及其作者推崇備至，予以全面的肯定和贊揚，這是很難得的。不過，他將《離騷》之義與儒家圣人、道德治亂聯系起來，卻給后來楚辭研究中的牽強比附經典開了一個不好的先例。

司馬遷(前145—前86?)是偉大的史學家，在“楚辭學”史上也有重要地位。他并非有意研究“楚辭”，但他以記述歷史人物為目的的 《屈原賈生列傳》，卻成為了楚辭研究中的基本文獻。就 “楚辭學”而言，這篇列傳最大的貢獻在于：它比較清楚地勾勒了屈原的生平事跡。從中我們得知，屈原為“楚之同姓”，是楚國貴族，曾任楚懷王左徒、三閭大夫，深得懷王的信任倚重，后因制訂法令之事遭讒而被懷王疏遠、流放，頃襄王即位后，又被遷往更偏遠的江南，最后自沉汨羅而死。傳中還提到屈原之后的楚辭作家宋玉、唐勒、景差和《離騷》、《天問》、《招魂》、《哀郢》四篇作品的篇名，并收錄了《漁父》大部和《懷沙》全部原文。同時，在這篇列傳中，司馬遷還以極強烈的情感，高度評價《離騷》的偉大成就，并深刻分析了屈原創作《離騷》的背景和動機：“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司馬遷較少儒家倫理教化的束縛，更兼自身冤屈致刑的不幸，故能以己之心去體會屈原之心，堪稱屈子的知音。他強調《離騷》的 “窮”與“怨”，實際上開創了后來楚辭研究中的“主怨”一派。至于他在“太史公曰”中“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的說法，則只不過是賈誼觀點的延續罷了。

《屈原賈生列傳》中有關屈原的記載文不連貫，或有后人竄入的文字。但聯系到賈誼《吊屈原賦》、桓寬《鹽鐵論·訟賢》及劉向《新序·節士》等文獻所載，其基本事實是可信的。

論者大多認為，賈誼、劉安、司馬遷等人的觀點大體上一致，而到西漢末和東漢，在評論屈原和楚辭方面便出現了明顯對立的意見。站在對立面批評屈原的就是揚雄和班固。

揚雄(前53—18)是西漢末年的大辭賦家，歷成、哀、平三世，晚年又事王莽。他不理解屈原，認為“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沉身哉”(《漢書·揚雄傳》)，又作《反離騷》一篇，投之于江流以吊屈原。揚雄反對屈子自沉，實際上與賈誼、司馬遷看法一致;至于《反離騷》，只不過是一種正話反說、寓莊于諧的手法而已，他的《逐貧賦》與《解嘲》也有類似的特點。事實上，他同情屈原，讀《離騷》，“未嘗不流涕”，還寫過《廣騷》、《畔牢愁》，作過《天問解說》，可見對屈原辭作的仰慕。所以晁補之在 《變離騷序上》 中說： “《反離騷》非反也，合也。……則是《離騷》之義待《反離騷》而益明。”要言之，揚雄并未全盤否定屈原，只是因人生觀不同，不贊成屈原自沉的方式。揚雄的精神境界固然遠遜屈原，但若如朱熹在《楚辭后語》中所說的那樣，謂為屈原之罪人，《離騷》之讒賊，似覺太過。

班固(32—92)是東漢大史學家，世代習儒，浸透了東漢經學家的酸腐之氣，因而從正統的儒學價值觀出發，對屈原提出了遠較揚雄激烈的批評：“今若屈原，露才揚己，競乎危國群小之間，以離讒賊。然責數懷王，怨惡椒蘭，愁神苦思，強非其人，忿懟不容，沉江而死，亦貶絜狂狷景行之士。多稱昆侖、冥婚宓妃虛無之語，皆非法度之政，經義所載。謂之兼《詩》風雅，而與日月爭光，過矣!”(《離騷序》)他不僅批評屈原露才揚己，以致遭到讒害;指責屈原沉江而死的極端方式為“狂狷”之行;而且抨擊《離騷》多虛無之語，不合經義; 從而得出結論： 《離騷》不同于《詩經》，其價值遠沒有達到“與日月爭光”的程度。這一結論與劉安、司馬遷的評價是針鋒相對的。

不過，班固對屈原及其辭作的評論并不一致，而多矛盾之處。他在《離騷贊序》中又說：“屈原痛君不明，信用群小，國將危亡，忠誠之情不能已，故作《離騷》。”在《漢書·藝文志》中還說屈原之作“有惻隱古詩之義”。在《漢書·古今人表》中，則將屈原列在“上中”，為仁人，與亞圣孟子同類(顏師古認為《古今人表》是班固未竟之作)。而且，他認為屈原辭作“弘博麗雅，為辭賦宗”(《離騷序》)，對其藝術成就與文學史上的地位給予了充分的肯定。

在漢代，對楚辭的整理與研究是同步發展的。隨著朝廷對楚辭的重視，逐漸出現了單篇整理的熱潮，如劉安的 《離騷傳》，《屈原列傳》 中所提《離騷》、《天問》、《招魂》、《哀郢》各篇和所引《漁父》、《懷沙》原文;還有劉向、揚雄分別作的《天問解說》，班固、賈逵各自作的《離騷經》章句等。漢代典籍的流傳，主要靠記誦和傳抄，很容易出現差誤，而且單篇的注解，也不便于教學，人們自然感到有校訂、編集并統一注解楚辭的必要。西漢末年的劉向典校經書，把屈原、宋玉、賈誼、東方朔、莊忌、淮南小山、王褒和他自己的作品編輯成《楚辭》十六卷，東漢的王逸又在此基礎上撰成《楚辭章句》十七卷，統一進行注釋解說。

王逸，生卒年不詳，字叔師，南郡宜城人，東漢安帝時為校書郎，在此期間，他因“與屈原同土共國，悼傷之情與凡有異”，乃以滿腔熱情整理《楚辭》。在此以前的楚辭注本，或闕而不說，或義多乖異，他決心整理出一個完善的注本。他在《天問后敘》中說：“今則稽之舊章，合之經傳，以相發明，為之符驗，章決句斷，事事可曉，俾后學者永無疑焉。”

王逸的《楚辭章句》是流傳至今的最早的完整注釋本。它集前此所有楚辭研究成果之大成，構成一個完整的體系。它的巨大成就主要表現在：

(1)確定了楚辭，尤其是屈原、宋玉辭作的篇章。即屈原二十五篇： 《離騷》、《九歌》 (包括《東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東君》、《河伯》、《山鬼》、《國殤》、《禮魂》)《天問》、《九章》 (包括《惜誦》、《涉江》、《哀郢》、《抽思》、《懷沙》、《思美人》、《惜往日》、《桔頌》、《悲回風》)、《遠游》、《卜居》、《漁父》。宋玉兩篇：《九辯》、《招魂》。《大招》一篇，既言屈原所作，又說“或曰景差，疑不能明”。此外，還收入賈誼《惜誓》、淮南小山 《招隱士》、東方朔 《七諫》、莊忌《哀時命》、王褒《九懷》、劉向《九嘆》等漢人擬作，再加上自己的《九思》。這些篇目，有的明顯有誤，如《卜居》、《漁父》分明是關于屈原的傳說，絕非屈原作品; 有的則存在爭議，如 《九歌》、《招魂》、《大招》等篇的作者至今難以確定。但屈宋辭作畢竟有了一個基本的范圍，而且得以較為完整地保存下來，則不能不說是王逸的一大功績。

(2)交代了作品的背景。《章句》每卷之前都有一篇序，《離騷》、《天問》還各有一篇后敘。共十九篇敘文，主要用來交代作者、解釋篇名、總述篇義、說明寫作意圖等。這些作為背景材料的敘文，成為后來研究楚辭及其作者的重要依據。

(3)詳盡有據的注釋。《章句》逐句解釋，詳為訓詁，所言大多依據《爾雅》及其他古代典籍，保存了不少漢代以來的舊說，因而頗為后來的學者所看重。同時，由于王逸生于故楚之地，熟悉楚地方音，故能對一些楚方言進行準確的解釋，如釋“羌”為“楚人語詞”，釋“侘傺”曰“楚人謂失志悵然住立為侘傺”(均見《離騷》注)之類，全書注明為楚語者達二十來條，這對后人正確理解《楚辭》大有幫助。

(4)對屈原其人其文予以極高評價。他說：“今若屈原，膺忠貞之質，體清潔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進不隱其謀，退不顧其命，此誠絕世之行，俊彥之英也。而班固謂之‘露才揚己’，‘競于群小之中，怨恨懷王，譏刺椒蘭，茍欲求進，強非其人，不見容納，忿恚自沉’”，是“虧其高明，而損其清潔者也。”(《離騷后敘》)王逸激情洋溢地贊美屈原峻潔的人格和積極用世的精神，對班固的妄加指責進行了針鋒相對的反擊。同時，他還高度評價屈原辭作為“金相玉質，百世無匹，名垂罔極，永不刊滅”(《離騷后敘》)。這種認識比劉安、司馬遷更為全面深刻。

此外，王逸還著重說明了《離騷》依詩取興，引類譬喻的香草美人的比興象征手法，不僅向人們提供了理解作品的鑰匙，而且對我國古代文論的發展亦具重要意義。

《楚辭章句》的不足也是很明顯的。其尤著者即隨意附會經義。《離騷后敘》云：“《離騷》之文，依托五經以立義焉。”又說 “帝高陽之苗裔”，是《詩經》中“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的意思;“夕攬洲之宿莽”，與《易經》“潛龍勿用”同義。諸如此類，視《離騷》為經書，牽強穿鑿，使文義窒礙不通。王逸的注文，深深地打下了他那個時代學術思想的烙印，給后代治《楚辭》者以不良的影響。另外，他的注釋時有主觀臆斷，敘文更是矛盾甚多，等等。

盡管《楚辭章句》有些不足之處，但它確定了《楚辭》的篇章范圍，匯集了漢代學者關于楚辭的評說，比較全面地注評了屈宋辭作及漢人的一些擬作。從而宣告了“楚辭學”的建立。王逸是我國古代楚辭學的奠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