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試制·唐代科舉制度的確立·唐代常科考試科目與考試的體例方法

唐代科舉考試的科目分常科和制科兩大類，《新唐書·選舉志》記常科科目“有秀才、有明經、有俊士、有進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開元禮、有道舉、有童子。而明經之別，有五經、有三經、有二經、有學究一經、有三禮、有三傳，有史科”。其中明經與進士兩科最為常見。

唐代科舉考試的體例方法，主要有帖經、問義(有墨義、口義之分)、策問、詩賦。

所謂帖經，《通典·選舉三》記：“帖經者，以所習經掩其兩端，中間開唯一行，裁紙為帖，凡帖三字。隨時增損，可否不一，或得四得五得六者為通。”即將經書上的某一行帖上三、五個字，令考生填出所帖字。這主要是測試考生的記誦能力。為提高帖經的區分度，考官便專帖孤章絕句等易于混淆的經文以迷惑士子。考生為應付偏題怪題，只著力于記誦經文的只言片語，而對本經的大義卻荒疏不知。造成了普遍的學風不良，受到有識之士的反對，連當時國子祭酒楊玚也上書皇帝：“竊見今之舉明經者，主司不詳其述作之意，曲求其文句之難，每至帖試，必取年頭月日，孤經絕句。……臣望請自今已后，考試者盡帖平文，以存大典。”天寶十一年 (752)，朝廷下制令：“禮部舉人，比來試人，頗非允當，帖經首尾，不出前后，復取者也之乎頗相類之處下帖，為弊已久，須是厘革。禮部起今，每帖前后各出一行，相類之處，并不須帖。” (《冊府元龜·貢舉部·條制二》)

所謂問義，即一種簡單的經義問答。筆答稱墨義，口答稱口義。如：

〔原題〕：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所謂四者何?

〔對〕：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謹對。

《文獻通考·選舉三》：墨義試卷“其上則具考官批鑿。如所對善，則批一通字;所對誤及未審者，則批一不字。大概如兒童挑誦之狀”。

唐代對問義是筆試還是口試，有過一番爭議。主筆試者認為口試無文字記錄，缺乏憑據，易造成考官的舞弊徇情。而主口試者則認為口試較靈活，便于考官隨時提問，可以更真實地了解考生的實際水平。孫培青于《華東師范大學學報》1983年第2期上發表了《唐代考試初探》，論述了這場爭議，指出最終變口試為筆試，“其目的在于革除流弊，要求對考試能夠監督、復查，使取舍能夠較為公平”。

策問源自漢代的賢良對策，即設題指事，令考生當場撰文回答。題目有關政治、人事等方面的又稱時務策、方略策。唐代各科考試的最后取舍，差不多都在策問上。策問的要求，既要熟讀經史，又要通曉時務，既要有精良的寫作技巧，又要有鮮明的政治見解。但策問實行既久，題目未免陳陳相因，以世代相因之題來解決繁雜多變的社會問題，未免脫離社會實際，也就很難以策問鑒別賢愚。考生為了應付策試，將相沿數百年的對策收集編綴，加意背誦，以便臨考時模仿套用。甚至像白居易這樣的飽學之士，也在應試前擬書策論七十五篇以備用。是為流弊。

策問還應用于制科，即皇帝特別下詔臨時舉行的考試中。其取舍標準主要在策問。

所謂詩賦，即令考生臨場按文題和規定的格律創作詩賦。永隆二年(亦作開耀元年，681)，因考功員外郎劉思立建議，詔進士加試雜文二篇。據徐松《登科記考》注，雜文系指“箴、銘、論、表之類”。至神龍、開元間，進士開始試詩賦，其后漸明確為進士試雜文為一詩一賦。

科舉考試詩賦與唐代詩歌的繁榮有著密切的關系，唐詩的興盛要求朝廷以詩文選拔人才，而以詩賦取士又促進了唐詩的進一步繁榮。

科舉考試詩賦與明清代科舉八股文也有密切關系，由于詩體嚴格限定為六韻十二句，一般都是頭兩句見題，中間八句兩兩相對，最后兩句作結，故明以后，人們認為八股文源于科考詩體。清人梁章鉅《試律叢話》亦將八股文的源頭追溯至唐詩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