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學(孔孟荀)

秦始皇統一中國以后，接受法家李斯的建議，焚詩書、坑術士。漢初，黃老思想是政策的指導思想，在學術思想界居于統治地位，但是儒家思想并沒有放棄生存和發展。秦王朝的滅亡，給漢初黃老思想的統治開辟了道路，但同時也為儒家思想的復起，提供了巨大的歷史機會。漢初儒家復起的代表人物;是陸賈、賈誼、韓嬰等人。他們宣揚儒家的仁義德治，批判法家片面崇尚法治和黃老清靜無為的思想，而同時又吸收融合法家和黃老思想，表現出漢代儒法和儒道既排斥斗爭，又相互吸收、融合的歷史特點。

陸賈《新語》的基本內容和性質是政論，由總結歷史經驗，主要是秦代統治和滅亡的經驗教訓，而提出治國應該遵循的方針和理想。在《新語》中，他從天人之際和古今之變兩方面，論證仁義是政治的根本，有為是為政所必須。他說：“《傳》曰，天生萬物，以地養之，圣人成之，功德參合而道術生焉。”“道術”是天地人三者相互結合而成的。天的作用是生，地的作用是養，人的作用在于以有為成就萬物，完成天地自然的功德。人的功德依靠什么?依靠仁義。圣人能在認識上有超凡的能力，在事業上成就非常的功業，是因為圣人具有崇高的道德品質，能“懷仁仗義”。歷史上一切圣哲明王，如虞舜、周公，他們能使天下大治，都是實行仁義德化的結果。而秦代的滅亡，就是由于廢棄仁義，片面崇尚法治。陸賈并不完全否定法治的作用，但認為法治只能作為仁義的調劑和補充。這種融合了法治和法家思想的德治思想，陸賈稱之為“中和”。陸賈希望有一個無為而治的“至德之世”，但這個至德之世是實行儒家禮義之治的，它是孔子“老者安之，少者懷之，朋友信之”，“庶人不議”，“必也使無訟乎”的社會理想的實現。他向社會宣傳這種理想，使儒家的社會理想重新樹立于經過嚴酷法治浩劫之后的社會之上，這雖然是空想，但意義是重大而深遠的。

和陸賈一樣，賈誼思想的基本點是攻守異術，認為在兼并進取的時候，法術詐力是必要的，但統一以后，為了鞏固政權，就應該改弦更張，施仁心，行仁政，以仁義為本。他認為權勢法制和仁義德教都是為政治目的服務的手段，兩者不可偏廢。但手段是可以隨時變化的，也可以隨時收起不用，這就既和申、商、韓非的法家有了區別，也和孔孟的思想有重大區別。申、商、韓非片面強調法治，認為仁義和法治、愛和利是矛盾的，法制權勢，不僅是手段，也是目的。孔孟則把道德和功利對立起來，認為道德仁義不能包含功利的目的。賈誼則把兩者統一起來，提出“親愛利子謂之慈，反慈為嚚。……愛利出中謂之忠，反忠為倍”。認為愛和利是對立統一、相互結合、不可偏廢的。所以賈誼所表現的是荀子融合儒法為一的新儒家思想的特點。

韓嬰是漢初的大儒。他是學者，不是政治家。他的思想集中在他論《詩》的著作《韓詩外傳》里。和陸賈、賈誼一樣，韓嬰對秦的苛政暴刑進行嚴厲的批判，認為秦代速亡的根本原因是仁義不施。他強調儒家仁義禮樂對于治理國家的至關重要的意義。在人性論方面，韓嬰的主導思想是孟子性善的思想。他說“天之所生，皆有仁義禮智順善之心。……無仁義禮智順善之心，謂之小人”。但他同時又發揮荀子的人性觀點，強調“防邪禁佚，調和心志”，以化性起偽。在天人關系上，韓嬰肯定了荀子的無神論和天人相分的思想。總之，在漢初儒學中，荀子的影響占據了主導的地位。其表現形式是儒法融合，以法家的精神理解儒家的仁義禮制，或在儒家思想中滲透以法家的思想和觀點。

漢代儒學發展到董仲舒始獲得一嚴密系統的理論體系。他的思想主要見于“天人三策”及《春秋繁露》一書中。前者本著儒家的德治主義，從上天降命、天人相應、災異符瑞、陰陽四時談起，而推到興禮樂、設學校、行教化，任德不任刑、養士尊賢，才可以澤及群生，而成為一個行德政的圣王。《春秋繁露》一書可分為三部分：一是解釋《春秋》的微言大義，二是談天人合一說，亦即發揮“天人相與”——以人應天之觀念。三是論當時的禮制或因山川起興之作。在“天人之策”第三策中，他說：“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并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后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此即“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主張，從此儒家神學化而成為漢代官方統治哲學。儒家經典的地位也隨之被抬高，尊稱為“經”。漢朝立五經博士，博士與弟子講習經書，從而形成了經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