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君子法庭雄辯

20世紀30年代，中國人民面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一些愛國志士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開始醞釀成立救國會的組織，以動員千百萬群眾起來參加救亡求存運動。國民黨政府對此十分驚恐，力圖以籠絡手段竊取救國會的領導權。在屢遭救國會領導沈鈞儒等人的拒絕后，惱羞成怒，轉而采用鎮壓手段，在1936年11月22日深夜將沈鈞儒、章乃器、沙千里、鄒韜奮、李公樸、王造時、史良七人逮捕。這就是震驚中外的“七君子事件”。

在法庭上，“七君子”面析庭爭，與審判當局展開了多次激辯。下面，是雙方論戰的一些片斷：

審判長問：“你贊成共產主義嗎？”

沈鈞儒答：“贊成與不贊成共產主義，這個提法是滑稽的，我請審判長注意這一點，就是我們從不談什么主義。起訴書竟指被告等宣傳與三民主義不相容的主義，不知檢查官何所依據？如果一定要說被告等宣傳什么主義的話，那么我們的主義就是抗日主義、愛國主義?！?/p>

沈鈞儒：“共產黨吃飯，我們也吃飯，難道共產黨抗日，我們就不能抗日嗎？審判長的話，被告不能明白。”

審判長：“那么你同意共產黨抗日統一的口號了？”

沈鈞儒：“我想抗日求統一，當然是人人同意的。如果要說因為共產黨抗日，我們就需要說不抗日；共產黨說統一，我們就需要說不統一，這種說法，是被告我所不懂的?！?/p>

審判長見對方無懈可擊，不得不轉換話題，故作漫不經心地問道：“共產黨真能抗日嗎？他們一面主張抗日，一面主張土地革命，你曉得嗎？”

曉得共產黨的主張，在審判長看來自然就與共產黨有聯系，對此，沈鈞儒看得清清楚楚，他斷然回絕：“這要問共產黨員，我不知道。”

審判長還不死心，又問：“你知道你們被共產黨利用嗎？”

沈鈞儒：“假使共產黨利用我抗日，我甘愿被他們利用，并且誰都可以利用我抗日，我甘愿被他們為抗日而利用?！?/p>

問：“組織救國會是共產黨指使的嗎？”

答：“剛剛相反，我們組織救國會，正是為了要共產黨一致抗日。審判長這樣的問話，是錯誤的?！?/p>

問：“救國會有共產黨嗎？”

答：“救國會會員很多，是否有共產黨，無從知道。對于入會之人，不能問他是不是共產黨，只問他抗日不抗日。并且共產黨哪里會自己說自己是共產黨呢？所以要問也問不出來。”

沈鈞儒先生的“供詞”，虛實相間，兼用回絕、回避、巧妙回答等各種應對方法，供證無懈可擊，在救國會和共產黨的關系這個最敏感、也是審判長急欲突破的關鍵問題上，對方也沒有撈到一絲一毫的證據。其實，七君子中哪一個不曾和共產黨打過交道呢？甚至于他們的親戚好友之中就有共產黨員，可是，他們不是青蛙，誰也不會自動往蛇口里跳。

1937年6月11日初審，審判當局沒從沈鈞儒等七個“被告”中撈到任何便宜。

1937年6月25日，江蘇高等法院第二次開庭審理“愛國犯”。

二審一共進行了7個多小時，“被告”們不僅按題作答，而且不斷反質詢，多次把審判當局問得張口結舌，面紅耳赤。例如：

審判長問沈鈞儒，是否煽動罷課？

沈鈞儒反問：“罷課太多，究竟問的是哪年哪月哪日哪次？是全上海，還是哪個學校？是哪個煽動的？證據何在？與救國會有什么關系？……”

審判長問：“你們主張容共嗎？”

李公樸反問：“民國十三年孫中山先生主張容共，實行容共，中山先生錯了嗎？連我們集會紀念中山先生援助日本紗廠罷工工人，也被列為罪狀，試問你們要不要做中國人？”

審判長問：“你們主張聯合共產黨，是不是危害民國？”

史良反問：“好比一家人家，強盜打進門來，我們叫家里兄弟姐妹不要自己打自己了，首先應該聯合起來共同抵抗強盜，這有什么錯？能說是危害民國嗎？只能說是危害帝國——日本帝國主義，除非檢察官是日本人，才會判我們救國有罪！”

審判長問：“《生活日報》說人民陣線和人民救國陣線是一樣的，是不是？”

鄒韜奮發問：“去年7月，一位讀者來信中曾用人民陣線四字。我答復說團結抗日很好，但用人民陣線四字有毛病，不可再用，以免誤會。起訴書反說我提倡人民陣線，豈非斷章取義？”

審判長一直在局促不安。俟機出擊的檢察官，以為有了機會，突然起立，斥責道：“被告剛才說本檢察官斷章取義是不對的。你們給張學良的電報，叫他出兵抗日，他沒有中央命令，怎能抗日？并且他離綏遠很遠，事實上也不能抗日，本檢察官代表國家行使職權，被告不能隨意指責。”

鄒韜奮大聲駁斥：“我剛才說斷章取義是指人民陣線而言，檢察官卻牽涉到張學良問題上去了，真是牛頭不對馬嘴……”

辯護律師李文杰接茬說：“綏遠和陜西是毗連省份，檢察官說距離很遠，實在太無地理知識。”

鄒韜奮窮追不舍，又反問道：“我們打電報請張學良抗日，起訴書說我們勾結張、楊兵變，我們發了同樣的電報給國民政府，為什么不說我們勾結國民政府？共產黨給我們寫公開信，起訴書說我們勾結共產黨；共產黨也給蔣委員長和國民黨發公開信，是不是蔣委員長也勾結共產黨？”

旁聽席上一片笑聲。檢察官支支吾吾地說：“因為你們給張學良的電報引起西安事變，給國民政府的電報并沒有引起兵變。”

史良反問：“比如一爿刀店，買了刀的人也許去切菜，也許去殺人，檢察官的意見，是不是買了刀的殺了人要刀店負責？”

旁聽席上又是一片笑聲。

沙千里說：“給張學良通電，因為張是東北人，應該打日本，收得失地。至于西安事變是否因通電而起，應該去問張學良。”

于是，“七君子”的十多位辯護律師相繼發言，要求傳張學良出庭作證。檢察官如坐針氈，推諉說：“不用傳訊張學良，有詢問筆錄就行了?！逼鋵崳瑥垖W良此刻早已被蔣介石在溪口軟禁起來。被告律師明知法院縱有包天的狗膽，也不敢去傳訊，所以，他們趁此借題發揮，集中攻擊檢察官，訓他辦案不公，不虛心查證，羅織人罪……章乃器更是單刀直入，指著檢察官挑戰：“檢察官代表國家行使職權，是應當的，但我們更希望他能代表中華民族的人格，否則給他做一個中國人，也丟盡我們老百姓的臉！”

檢察官大叫道：“這是惡意侮辱檢察官，你叫什么？你叫什么？記入筆錄。我要檢舉，我要起訴！”

旁聽席陣陣哄笑。律師團全體起立，嘲弄地紛紛報名，檢察官氣得七竅生煙，倉惶失措的審判長只得大搖其鈴，宣布暫時退庭評議。

半小時后，重新開庭，審判長只說了如下幾句話：“關于請求調查西安事變與救國會關系的事，評議結果，決定向軍事委員會調閱軍法會審案卷及事變真相。其他請求無調查必要。退庭。”

他沒有宣判定罪，甚至不敢宣布何時再審。事實上，這是最后的一次審訊，誰是勝利者，誰是失敗者，一切都已是明明白白了。

就在審訊同時，全國各地一次又一次聲援“七君子”的高潮洶涌而來……

終于，在1939年1月26日由四川省高等法院宣布撤銷起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