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微章句—清代儒學·群星璀璨·一代儒宗:阮元

阮元，字伯元，號云臺(或作蕓臺)，生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卒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江蘇揚州人，占籍儀征。乾隆五十四年(1789)進士，歷官乾、嘉、道三期，多次出任地方督撫、學政，充兵部、禮部、戶部侍郎，拜體仁閣大學士。在長期的仕途生涯中，阮元始終堅持學術研究，不僅于宦跡所到之處提倡經學，獎掖人才，整理典籍，刊刻圖書，而且自身勤奮不懈地鉆研學問，撰寫了大量著作，在經學、小學、金石、書畫乃至天文歷算方面，都有相當造詣，成為盛極一時的乾嘉學派的殿軍。他的學術思想、學術成就以及所進行的各種學術活動，既反映了一代學術興盛乃至衰亡的軌跡，也對當時及后世產生了重要影響。

阮元生活在考據學日麗中天的乾嘉時期，幼從其鄉“特立獨行之儒”喬椿齡、李道南二先生學，略通經史，涉獵百家。長與江藩、凌廷堪、焦循、孫星衍等學者交為益友，相互質疑辯難，“問學相長”。入京考中進士后，又得以向前輩大家王念孫、任大椿、邵晉涵等人“隨事請問，捧手有所授”。耳聞目睹，身體力行，阮元不僅奠定了堅實的漢學基礎，而且在自己的學術活動中大大推廣和發展了漢學家尤其是以戴震為首的皖派學者的治學精神與方法，并繼皖派之后，與汪中、焦循等形成乾嘉漢學中的揚州學派，建立了獨具特色的學術主張和治學風格。

阮元像

其一，尊漢抑宋。阮元繼承漢學家這一傳統，不僅在自己的研究中大力闡揚漢儒經說，而且進一步論證了漢學當尊的原因和必要性。他說：“圣賢之道存于經，經非詁不明，漢人之詁去圣賢為尤近，……蓋遠者見聞終不若近者之實也。”(《揅經室二集》卷七，《西湖詁經精舍記》)且“兩漢之學純粹以精者，在二氏未起之前也”。據此，阮元認為：“兩漢經學所以當尊行者，為其去圣賢最近，而二氏之說尚未起也。”(《揅經室一集》卷一一，《國朝漢學師承記序》)阮元治學，也經歷了由宋而唐而漢的階段，切身體會到漢儒經說較之后世流于空疏的宋明理學，更為接近經書的原義。他說：“元少為學，自宋人始，由宋而求唐，求晉魏，求漢，乃愈得其實。”(《揅經室二集》卷七，《西湖詁經精舍記》)因而，阮元十分重視漢儒經說，闡發經義，詁釋圣言，大都“以晉為斷，蓋因漢晉以前尚未以二氏為訓，所說皆在政治言行，不尚空言也”(《揅經室續集》卷一，《詩書古訓序》)。對漢代經師大儒，阮元也十分推崇，稱贊鄭玄、許慎諸人“引藏契乎孔、顏，微言紹乎游、夏”(《揅經室四集》卷二，《重修高密鄭公祠碑》)，認為他們貫通經詁，集兩漢學術之成，足為“天下師法”。在阮元以及諸多漢學家的大力提倡之下，乾嘉時期，漢學風靡一時，理學受到當時學者的普遍唾棄。阮元雖然較少直接批判理學的言論，但他卻通過對經書字義的考釋，證實了理學的空疏和虛妄。如著名的《論語論仁論》、《孟子論仁論》諸篇，阮元選擇“仁”字這一“圣門最詳切之事”，歸納了《論語》、《孟子》中所有論述“仁”的章節，指出：“詮解仁字，不必煩稱遠引，但舉《曾子制言》篇‘人之相與也，譬如舟車然，相濟達也。人非人不濟，馬非馬不走，水非水不流’，及《中庸》篇‘仁者，人也’，鄭康成注‘讀如相人偶之人’數語足以明之矣。春秋時孔門所謂仁也者，以此一人與彼一人相人偶爾盡其敬、禮、忠、恕等事之謂也。”阮元以“仁”字此解近證《論語》、《孟子》之旨，遠推諸經之義，“莫不相合而無相戾者”。據此，阮元認為：“凡仁，必于身所行者驗之而始見，亦必有二人而仁乃見。若一人閉戶齋居，瞑目靜坐，雖有德理在心，終不得指為圣門所謂之仁矣。”(《揅經室一集》卷八，《論語論仁論》)在此，阮元并沒有長篇大論地駁斥宋儒之說，而只是通過平實的考證，闡釋“仁”字的本義，從而揭穿了理學家以“博愛”謂仁，以“生生”解仁，甚至把“戰勝己私”當作仁等各種臆說的謬妄，這也正是阮元治學的一貫風格。他始終主張：“孔子之道，當于實者、近者、庸者論之，則春秋時學問之道顯然大明于世而不入于二氏之途。吾但舉其是者而非者自見，不必多其辭說也。”

其二，實事求是。清代漢學在產生、發展的過程中，經歷了一個由“凡古必真，凡漢皆好”到轉而強調“實事求是，不偏主一家”的過程。以惠棟為首的吳派學者高標漢幟，直接開啟了一代學術蓬勃發展的嶄新局面。但他們過分尊信和固守漢儒經說，或今文、古文雜糅，精華糟粕不辨，或一味“墨守漢人家法，定從一師而不敢他徙”。這種狀況，實際上阻礙和窒息了漢學的進一步發展。以戴震為首的皖派學者繼起之后，治學主張求實求是，有力地矯正了吳派學者泥古、佞漢的墨守之弊，把清代漢學推向了發展的高峰。阮元承皖派學者之緒，在自己的治學實踐中十分強調實事求是。他說：“余之說經，推明古訓，實事求是而已，非敢立異也。”(《揅經室集·自序》)基于這種客觀求實的態度，阮元明確指出，先儒注疏“亦有是有非”，學者應善于“推求尋覽”，不可一味盲從。他認為：“士人讀書當從經學始，經學當從注疏始。空疏之士，高明之徒，讀注疏不終卷而思臥者，是不能潛心研索，終身不知有圣賢諸儒經傳之學矣。至于注疏諸義，亦有是有非，我朝經學最盛，諸儒論之甚詳，是又在好學深思，實事求是之士由注疏而推求尋覽之也。”(《揅經室三集》卷二，《江西校刻宋本十三經注疏書后》)針對某些學者的佞古墨守之弊，阮元大聲疾呼：“株守傳注，曲為附會，其弊與不從傳注，憑臆空談者等。夫不從傳注，憑臆空談之弊，近人類能言之，而株守傳注，曲為附會之弊，非心知其意者，未必能言之也。”(《揅經室一集》卷一一，《焦里堂群經宮室圖序》)

其三，折衷漢宋。清代中葉的學術界，漢學方興未艾，學者靡然向風。但是，漢學在發展到全盛的同時，也日益顯露出它的弊端。一些學者嚴立漢、宋之分，認為二者“一主于故訓，一主于理義”，因而“僅取漢人傳注這一名一物而輾轉考證之”，“誤以襞績補苴謂足盡天地之能事”，使漢學研究的范圍越來越小，路子也越走越窄。對此，從戴震開始，一些有識見的學者都極力強調并努力實踐漢學家“由字以通其詞，由詞以通其道”的治學宗旨，試圖補偏救弊。阮元受其影響，更明顯地表現出一種折衷漢宋，二者兼采的傾向。他“崇宋學之性道，而以漢儒經義實之”，兼采二者之長，使其共同為封建統治服務。對此，阮元有一段十分精彩的比喻，他說：“圣人之道，譬若宮墻，文字訓詁，其門徑也。門徑茍誤，跬步皆歧，安能升堂入室乎? 學人求道太高，鄙視章句，譬猶天際之翔，出于豐屋之上，高則高矣，戶奧之間未實窺也。或者但求名物，不論圣道，又若終年寢饋于門廡之間，無復知有堂室矣。”(《揅經室一集》卷二，《擬國史儒林傳序》)在自己的學術研究中，阮元更是身體力行，力圖通過古書的聲音文字訓詁，來究明經義原解，探尋圣人之道，從而成為乾嘉學派最后一位既有相當學術成就，又有一定思想主張的學者。

阮元的學術成就是多方面的，他“淹貫群書，長于考證”，在經學、小學、金石、書畫乃至天文歷算等各個領域，都有比較精深的研究，并通過這些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表達了自己的思想主張和政治理想。

在經學方面，阮元的突出貢獻在于他努力通過聲音文字訓詁，來闡釋經書原義原解，比較成功地實踐了自惠棟、戴震以來漢學家始終倡導的由文字音訓以明經達道的治學宗旨。阮元認為：“圣賢之言，不但深遠者非訓詁不明，即淺近者亦非訓詁不明也。就圣賢之言而訓之，或有誤焉，圣賢之道亦誤矣。”(《揅經室一集》卷二，《論語一貫說》)阮元特別注重從文字訓詁入手，來究明經書的真正涵義，《揅經室集》中諸多說經之文，就是他這種努力的結晶。如對《禮記· 大學》篇中格物致知的解釋，阮元指出：“物者，事也，格者，至也。事者，家國天下之事，即止于五倫之至善、明德、新民，皆事也。格有至義，即有止意，履而至止于其地，圣賢實踐之道也。凡經傳所云‘格于上下’、‘不格奸’、‘格于藝祖’、‘神之格思’、‘孝友時格’、‘暴風來格’，及古鐘鼎文‘格于太廟’、‘格于太室’之類，皆訓為至。”據此，阮元認為：“格物者，至止于事物之謂也。凡家國天下五倫之事，無不當以身親至其處而履之，以止于至善也。……圣賢之道，無非實踐。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貫者，行事也，即與格物同道也。曾子著書今存十篇，首篇即名‘立事’，立事即格物也。先儒論格物者多矣，乃多以虛義參之，似非圣人立言之本意。”特別是朱熹《大學集注》，雖然訓“格”為“至”，訓“物”為“事”，但卻歸結為“窮至事物之理”。阮元批評說：《集注》于”‘至’外增‘窮’字，‘事’外增‘理’字，加一轉折，變為‘窮理’二字，遂與實踐迥別”(《揅經室一集》卷二，《大學格物說》)，事實上違背了“圣人立言之本意”。阮元就是這樣，通過這類文字訓詁，令人信服地闡釋了經書的原義原解，澄清了后儒，尤其是宋明以來儒者對經義的誤解和歪曲。后世學者推崇阮元說經之文“其言質實明白，足以砭老佛之失，拯陸王之弊，信乎其為古訓也”(王棻《柔橋文鈔》卷一一，《讀阮文達性命古訓》)，確實反映了阮元在經學方面的成就和貢獻。

在小學方面，阮元的主要成就表現在訓詁上。一方面在自己的研究中注重文字訓詁，力求通過對文字的訓釋弄清其本來的涵義，進而歸納出語言發展一些帶有規律性的東西。另一方面則組織編纂訓詁專書，為學者提供讀書治經的津梁。清儒治經，首重文字訓詁，阮元也不例外。他繼承乾嘉學者戴震、王念孫等人的訓詁方法，注重因聲求義，善于歸納引伸，文字訓詁多發前人所未發，取得了可觀的成就。如對“矢”字的訓釋：“開口直發其聲曰施，重讀之曰矢，施、矢之音皆有自此直施而去之彼之義。 古人造從從也之施字，即從音義而生者也。《說文》：施，旗貌。旗有自此斜平而去之貌，故義為施舍。尸與施同音，故《禮記》：在床曰尸。人死平陳也。《左傳》：荊尸而舉，尸，陳也，即俗陣字也。《爾雅》曰：矢、雉、尸，陳也。平、夷、弟，易也。矢，弛也。弛，易也。皆此音此義出。尸或為侇，侇從侇，與尸音義皆相近。矢為弓弩之矢，象形字而義生于音，凡人引弓發矢未有不平引延陳而去止于彼者，此義即此音也。《左傳》：公矢魚于棠。《詩》：矢于牧野、無矢我陵、以矢其音矢施不分，矢皆訓陳。又人之所遺曰矢，亦取施舍而去之義，故《史記· 廉頗藺相如傳》曰：三遺矢矣。……雉，野雞也，其飛形平直而去，每如矢矣，故古人名鳥之音與矢相近，且造一從佳從矢之字曰雉也。”(《揅經室一集》卷一，《釋矢》)在此，阮元以聲音為鈐鍵，比較準確地闡釋了“矢”以及與之音義相近的“施”、“尸”、“侇”、“雉”等字的涵義。在訓詁實踐中，阮元還進一步總結概括出文字語言發展的一般規律，所謂“言由音聯，音在字前，聯音以為言，造字以赴音，音簡而字繁，得其簡者以通之，此聲韻文字訓詁之要也”(《揅經室一集》卷五，《與郝蘭皋戶部論爾雅書》)。正是由于阮元充分認識到聲音在文字訓詁中的重要性，又具有歷史發展的觀點，因而文字訓詁大多“旁推交通，妙契微茫，尤有以開其門徑也”(陳澧《東塾讀書記》卷一一)。

在金石方面，阮元的最大功績是對古器古物的收集、整理和保存，進而加以研究，并利用這些實物資料來印證、解釋經義和歷史。他十分重視古代吉金石刻，先后纂成《山左金石志》、《兩浙金石志》和《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三部金石專著，并利用這些珍貴的古代器物資料，來“辯識疑文，稽考古籍”。如唐代垂拱銅佛座，阮元于拓文后加案語云：“右涂金銅佛座，高一寸，縱一寸二分，橫一寸七分，字徑二分，正書共三十二字，曰‘垂拱二年六月廿二日弟子趙義成愿家口平安敬造官音像一鋪合家大小共養’。錢唐何夢華(元錫)得之于曲阜。按垂拱二年，乃武后專制之第三年，周興、來俊臣輩鍛煉羅織，廷臣人人自危，朝退無事，則舉室相慶。趙義成故以家口平安為幸也。官字借。”(《山左金石志》卷三)阮元以古代吉金石刻等實物資料與經史記載相互印證闡發，或“補經傳所未備”，或“補《說文》所未及”，在金石學領域做出了杰出的貢獻，也為后人留下了足資考證借鑒的豐碩成果。

阮元對天文歷算也有研究。他“蚤歲研經，略涉算事，中西異同，今古沿革，三統四分之術，小輪橢圓之法”，都曾“旁稽載籍，博問通人”(《疇人傳·序》)，具有一定的造詣。后因步入仕途，政務繁忙，未能進一步在天文算學領域有所發明創造。但是，阮元卻在天文算學史的研究方面進行了新的嘗試。他博稽載籍，網羅古今，“肇自黃帝，迄于昭代，凡為此學者，人為立傳”(《疇人傳·凡例》)，終于纂成我國歷史上第一部天文算學史專著《疇人傳》。在這部書里，阮元輯錄了歷代優秀天文學家、歷法家、數學家的傳記資料，凡二百四十三人，另附西洋學者三十七人，總計二百八十人。中國古代著名的天文學家、歷法家、數學家，如漢代的張衡，南齊的祖沖之，唐代的李淳風，宋代的沈括，元代的郭守敬，明代的李之藻、徐光啟，清代的梅文鼎、王錫闡等，書中都收有翔實的傳記以及有關資料。

尤為難得的是書中還收錄了西洋學者的傳記資料，阮元認為“歐邏巴人自明末入中國，嗣后源源而來，相繼不絕，利瑪竇、湯若望、南懷仁等于推步一事，頗能深究，亦當為之作傳”，因此“依仿諸史傳外國之例，凡古今人別為卷第，附于國朝人物之后”。對西方學者擅長的工藝制作技術，如儀器儀象之類，阮元也持肯定的態度，認為“西人熟于幾何，故所制儀象極為精審。蓋儀象精審則測量真確，測量真確則推步密合。西法之有驗于天，實儀象有以先之也”。在對待中西文化關系問題上，阮元也表現了可貴的兼容并蓄的思想，主張“融會中西，歸于一是”，希望當時學者在“遍通古今推步之法，親驗七政運行之故，精益求精，期于至當”的基礎上，進而了解掌握西學的知識技藝，以“出于西人之上”。當然，在乾嘉時期中西文化交流處于低潮的情勢下，阮元并未能擺脫“夷夏之別”、“天朝上國”的偏見，也未能深入了解西方科學技術發展的歷史，仍然以傳統觀點來衡量看待西學，認為西方的科學技術都是中國古已有之，中國的古法遠比西學高明。但是，阮元畢竟開辟了我國科學技術史研究的新領域，并努力將中國和西方的優秀學者以及古今天文、歷法、數學的知識技藝介紹給國人，這仍然是值得肯定并加以贊揚的。

學術研究而外，阮元還憑借學者、官吏一身二任的有利條件，努力提倡學術，獎掖人才，整理典籍，刊刻圖書，大大推動了漢學乃至清代文化事業的發展。他在任職浙江巡撫、兩廣總督兼署廣東巡撫期間，先后在浙東、廣東兩地創辦了詁經精舍和學海堂，為培養學術研究人才提供了良好的環境和有利的條件。他親自參與并主持編纂了《十三經注疏校勘記》、《經籍纂詁》和《皇清經解》三部大書，既反映了當時經學、小學、校勘學領域的成就，也囊括了清代前期經學研究的主要成果。

綜觀阮元的學術思想、成就及其學術活動，可以說，處在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初社會危機和學術變化的前夜，阮元的主要功績在于總結過去，而不是開啟未來。他以具有一定程度的學術思想和多方面的學術造詣，奠定了其在清代中葉學術界的地位，當之無愧地成為乾嘉學派強有力的殿軍。特別是他憑借學者、官吏一身二任的有利條件，積極致力于各種學術活動，大大推動了文化的發展，促成了一代學術繁榮鼎盛的局面。史稱其“身歷乾嘉文物鼎盛之時，主持風會數十年，海內學者奉為山斗”(《清史稿》卷三六四)，確非過譽之辭。但是，阮元的學術實踐，既是對清代漢學的總結，也反映了這一代學術的局限。他遵循漢學家的學術宗旨和治學途徑，努力由文字音韻訓詁等基本功夫入手，來究明經義原解，探尋圣人之道，試圖“以六經孔孟之旨，還之六經孔孟”(段玉裁《戴東原先生年譜》引戴震語)。在一定意義上，阮元確實接近或達到了經書字義訓釋的真實。然而這些一字一義的訓釋考證，就像散落一地的珠璣，阮元無法也不可能把它們貫穿起來，重新組合或建立起像理學那樣龐大的思想體系。因為一個過分強調“言言有據，字字有考”，只局限于古代典籍的研究，“向紙上與古人爭訓詁形聲”的學派，是很難在理論思想上有大的創造發明的。正是漢學本身的局限性，決定了它的歷史命運：當政治安定、社會升平之時，它能夠獲取足夠的養料蓬勃發展;一旦情勢發生變化，社會出現危機，它就難以適應社會需要，解決實際問題了。就此而言，阮元的學術實際上也標志了清代漢學的終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