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代新儒家·漂泊與尋根·人類共同的精神家園

當第三代新儒家緊緊抱著儒學傳統在現代中國文化中孤獨、寂寞、凄苦地漂泊浪跡時，西方人卻發現正在失去自己的精神家園，靈魂只能在一個物化的世界中到處游蕩彷徨，無所適從，無家可歸。而西方人在自己的文化中苦苦尋覓，仍找不到一絲希望之光，于是把眼光投向西方以外的文化，當這種眼光投射到東方時，頓時與現代新儒家接契了。新儒家有心栽花，但應者廖廖，儒學在現代中國寂寞凄涼;而無意插柳，卻聲和影從，儒學在西方世界容光煥發。雖是無意插柳，實卻有著某種內在的必然性，這種必然性卻不是張灝所說的“將對普遍性問題的關切與對傳統的關切溶為一體”，而是在傳統的關切中包涵有對普遍性問題的關切。中國傳統哲學主要是人生哲學，人類在任何境況中都不能不對人生問題進行思考，這種思考既具有不同背景下的特殊性，也具有人類共同的普遍性。現代新儒家所認同的宋明心性之學和孔孟精神，其思想內容正是“生命的學問”，人安身立命的世界觀和人生觀，這雖是為中國人講的，但不妨對人類的普遍意義。現代新儒家是站在中國文化的立場講普遍性的問題，而不是站在普遍主義、超文化的立場將自身關系于自己的過去文化。因而儒學這枝紅杏出墻是題中應有之義。

從西方來看，現代人類的命運面臨著困境，自文藝復興以來，歐洲人的基督教信仰動搖解體分崩離析，尼采說“上帝死了”，第一個感受到信仰喪失后人將面對嚴重的精神危機，沉淪于虛無、自我失落和迷惘。而科學技術進步、現代化、工業化帶來社會物質發達和人的生活條件改善的同時，也導致社會、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方面一系列嚴重的問題，人和自然的對立把人自身推到一個孤立的境地。兩次世界大戰更使西方人對自己的文化發生疑慮和失望，一大批思想家、文化批評者乃對西方文明進行深入的反省，斯賓格勒、湯因比等人指出西方沒落了。現代西方文化思潮也發生轉向，理性主義導致了非理性主義的反動，科學主義激起了人文主義的興起。現象學、存在主義、法蘭克福學派、新托馬斯主義、哲學人類學大行于世，對現代西方社會的方方面面作了深刻的批判;實證主義是歐洲科學的危機，更是歐洲人性的危機，“技術理性”、“工具理性”、工業化導致人的物化、異化、非個性化、非精神化和文化的商業化、庸俗化、頹廢化。現代人的心理焦慮、人際關系緊張、存在迷失、心靈空虛、精神分裂，更引起西方思想家普遍憂慮，胡塞爾、狄爾泰、舍勒、懷特海等人再次提出價值和意義問題，什么是人、人在宇宙中的地位、生命的價值、人的自由、人生存的意義等又占據了哲學思考的中心。現代西方人的文化危機和精神漂泊在現代西方文學、藝術中表現得更為突出，價值失落、道德虛無，人無所適從，頹廢、荒誕、焦慮、物化、迷惘……社會、人和人的心靈都呈現為無根、飄浮和迷忽的狀態。漂泊必激起尋根，六十年代“尋根意識”越來越強烈，導致了開始于美國并迅速遍及全球的文化尋根。這也激起了海外華裔學者的文化認同感，同時為了改變自身的生存境況，他們與第三代新儒家相呼應，向西方介紹鼓吹中國文化和儒學。西方學者發現他們正在探討而又困擾不解的問題，東方文化早已高明地解決了，于是歡歡喜喜地引進中國的生命智慧，并按他們的需要來理解儒學和中國文化，而張灝對新儒家的發現實際上代表了現代西方人的眼光。

從新儒家來看，一開始緊抱儒學的生命的學問，或道德的形上學，是要抵制西方文化，因為中國文化在西方科學技術自由民主的強大優勢前，一無所長，只有用中國的精神文明以勝西方的物質文明，“中國他無見長，惟有哲學比于西人獨為知本”(熊十力《十力語要》第四卷)。“如果中學指天人性命之學，指精神文明，而西學則指聲光電化船堅炮利之學，指物質文明而言，則天人性命之形而上學，理論上應必然的為聲光電化等形而下學之體。而物質文明理論亦應必然的為精神文明之用。”(賀麟《文化與人生》)“我又看著西洋人可憐，他們當物的疲敝，要想得精神的恢復。而他們所謂精神又不過是希伯來那點東西，左沖右突，不出此圈，真是所謂未聞大道。我不應當導他們于孔子這一條路來嗎?”(梁漱溟《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序”)到唐君毅、牟宗三，則要為中國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爭得一席之地，使西方人對中國文化有敬意和同情的了解，從而承認中國文化的存在和獨特價值，所以他們一方面鼓吹中國文化的普遍永恒價值和世界意義，“中國文化問題，具有世界的重要性”(《中國文化與世界》);一方面指出西方文化的缺陷，大量引用斯賓格勒、索洛肯、尼采、存在主義批評西方文化的觀點，說明西方已趨于沒落，以此回擊中國之批評儒學者，既然西方都已做了場科學破產的夢，轉而學習東方，中國就更要堅守自己的傳統。與梁漱溟、熊十力等否認西方有形上學不同，唐君毅、牟宗三等承認西方有哲學，但生命的學問卻付諸闕如或不如中國。唐君毅認為西方人文主義有缺陷，不健全不圓融，人文思想的主流在中國;牟宗三認為西方文化表現為“分解的盡理之精神”，是知性主體，以知識為中心，但沒有好的人生哲學，中國文化表現為“綜合的盡理之精神”，是道德理性，是生命的心性之學，即道德的形上學;徐復觀認為中西人文主義是不同的，西方強調人的知性、科學的一面，強調人的物質世界的意義，而中國則重視人的仁性、道德的一面，重視人的心靈世界的意義，只有中國文化才揭示了人的存在價值根源在于人的生命本身，即人心中。所以西方文化要克服其缺陷，“完成其自身精神思想之升進”，成就人生的完美，就必須學習東方之人生智慧。

第三代新儒家認識到西方文化的短處正是中國文化之長，西方文明的缺陷正是中國生命的智慧所在，因此更加宣講和突出儒家安身立命之學;同時，新儒家本身即是對科學主義的反動，加上臺灣現代化也在實際上產生了中國社會和人由于科技理性和工業化所帶來的物化、價值失落、道德淪喪等問題，新儒家的傳統關切就因現實思考而加強。正是六十年代后，新儒家與世界文化思潮契合起來，由于傳統的喪失，存在的焦慮、心靈的空虛、現代化的危機導致了人的精神漂泊，迫使人再一次返回到傳統之中，尋找自我，追求人文精神和道德的理想主義。第三代新儒家進入第二個階段后，學術重心由第一階段的“開新”和“外王”，又轉向“返本”和“內圣”方面，其內在原因即在此。“中國人文精神之返本，是為開新之根據，且可有所貢獻于西方世界”(唐君毅《人文精神之重建》)。人類面臨的問題原本相似，人類精神亦能相通，所以牟宗三主張用道德的理想主義對治時代之病，弘揚孔孟之文化生命和德慧生命，樹立價值主體的心性之學，以救西方之自毀;也為人類提示一新方向。徐復觀所論具體而精當：“使傳統文化再生于行為世界之中，有其可能嗎? 由我這些年來研究所得的結論，敢肯定的答復，有其可能。但必須有一個先決條件，即是我們要在個人、社會、政治等現實生活中，發現有了什么缺憾;而這種缺憾，正在妨礙了人性的上進，妨礙了共同的發展，恰在中國文化中發現了可以彌補這些缺憾的啟示與方法，此時中國文化，便會在行為世界中再生，而成為現代人的一股力量。中國文化，只能在現代人的生活需要中，才能再生于行為世界中。”(《徐復觀文錄》(二))現代世界和中國的現實生活中不正存在著妨礙人性的上進之缺憾嗎? 而中國文化和儒學不正有彌補這些缺憾的仁性、道德之學嗎? 而要使人性得到全面完善的發展，“站在中國人的立場來說，一方面應該接受西方文化，以造成足夠支持仁的文化的物質條件。一方面應該由對于自己文化的虔誠，以啟迪，恢復自己的人性，使自己能成其為人。更以此而誘導世界，使世界得中國復性的仁的文化的啟迪，而在現代歐洲文化中，加入融和安定的因素，以造出更適合于人類自己的文化”(同上)。這樣，第三代新儒家就為現代社會的中國人和全人類找到了共同的精神家園。

最后，我們借唐君毅的話對本節作一歸結：

“人當是人，中國人當是中國人，現代世界中的中國人當是現代世界中的中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