亂世圖存—明清之際的儒學·黃宗羲·《明夷待訪錄》中的幾個問題

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是中國政治思想史上的重要文獻，它引起近現代學者的極大關注，關于它的研究論著很多，本文就其中的幾個問題談一點己見。

《明夷待訪錄》究竟為誰而作

關于《明夷待訪錄》一書的書名，曾引起很大的誤解，章太炎《衡三老》說：“黃太沖以明夷待訪為名，陳義雖高，將侯虜之下問。”他從“明夷待訪”四字推測，黃宗羲此書是寫給滿清統治者的。以章太炎的學術地位作這樣的推測是極為草率的，“將侯虜之下問”一句判語實有玷黃宗羲的名節。雖然現代學者曾對此作過辯白，但因論辯多疑似之辭而顯得不甚有力，現仍有學者在黃宗羲的氣節上做文章。本文試對此進一步作些剖白。

黃宗羲在《明夷待訪錄· 題解》中說：“余常疑《孟子》一治一亂之言，何三代而下之有亂無治也? 乃觀胡翰所謂十二運者，起周敬王甲子以至于今，皆在一亂之運，向后二十年交入‘大壯’始得一治，則三代之盛猶未絕望也。……然亂運未終，亦何能為‘大壯’之交。吾雖老矣，如箕子之見訪，或庶幾焉;豈因夷之初旦，明而未融，遂秘其言也!”對于這段話，學者或許以為是很明白的，因而很少細作分疏。筆者以為，這段話反映了黃宗羲的真實心態，我們應當深入理解。下面就此作些疏解。

孟子有一個五百年一亂一治的歷史循環理論，他曾說：“由堯舜至于湯，五百有余歲……由湯至于文王，五百有余歲……，由文王至孔子，五百有余歲……”(《孟子·盡心下》)孟子當時所能把握的文明史還不很長，孟子而后的歷史并不能驗證這種歷史循環理論，這不能不引起作為大史學家黃宗羲的懷疑。例如，一亂一治是歷史發展的規律，那這種治亂的周期如何呢? 元末明初有位姓胡名翰字仲申的學者，有《胡仲子文集》行世，其中有一篇《衡運論》，傳述廣陵人秦曉山之說，將《周易》六十四卦分配成十二運，第一運，分配乾、坤、否、泰四卦，統七百二十年;第二運，分配震、巽、恒、益、坎、離、既濟、未濟、艮、兌、損、咸十二卦，統一千六百七十六年;第三運，分配大壯、無妄、需、訟、大畜、遁六卦，統一千一百五十二年，如此等等，十二運共統上下一萬一千七百八十年。黃宗羲在當時政治形勢幾近絕望之際，看到這樣的理論，很愿意接受它。他將周敬王四十三年甲子(前477)作為第二運(亂運)的起點來推算，直到他寫《明夷待訪錄》的清康熙二年癸卯(1663)仍然是一亂之運未終，還須再過二十年，始交“大壯”，進入第三運(治運)。黃宗羲對年數的推算有很大差誤，這是舊史家常犯的毛病，我們且不去說它。

在胡翰的十二運中，“明夷”屬第四運。黃宗羲所言之“明夷”不是就運數說的，而是就其立身處境所作的比附。《周易》明夷䷣，卦象是離☲下坤☷上，離☲代表日，坤☷代表地，意謂日入地中。 本此卦象，《周易·象傳》說：“明入地中，明夷，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象大難，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意思是要像文王、箕子那樣處殷紂昏君無道之世，能夠“內文明而外柔順”、“內難而能正其志”。在清廷統治已近二十年之時，黃宗羲比況為“明夷”，視為黑暗時期，乃是取一種不合作的韜晦態度。當志無可酬之時，他寧愿相信胡翰的十二運之說和自己的推算，相信光復有日，那時他或者已不在世，但他希望他所條具的“為治大法”能夠得到日后明君的賞識。與黃宗羲同時的顧炎武也是這樣想的，所以他在讀了黃宗羲《待訪錄》一書后，致函黃宗羲說：“天下之事，有其識者未必遭其時，而當其時者或無其識，古之君子所以著書待后，有王者起，得而師之。”(《顧寧人書》)黃宗羲題其書為“待訪錄”即是將自己比喻為箕子見訪于周武王。這個“周武王”顯然不會是滿清統治者，而是代清而起的新的統治者。在黃宗羲當時是不相信滿洲貴族能統治很久的。可是三十余年過去了，黃宗羲作為八十余歲老翁仍然健在，而清政權越來越鞏固，社會也相對安定繁榮，并沒有出現他所期望的“大壯”之運，所以他極其無奈地說：“秦曉山十二運之言，無乃欺人!”(《破邪論·題辭》)其實十二運之說本來并沒有什么人相信，只是黃宗羲自己當時愿意信奉而已。

全祖望在《明夷待訪錄跋》中說：“原本不止于此，以多嫌諱弗盡出。”是說《明夷待訪錄》原稿有很多清廷嫌諱之語，因礙時未刻。其全本包括“留書”部分，全祖望發現《留書》時已是殘本，他作《重定黃氏留書·詩》云：

“證人一瓣遺香在，復壁殘書常出時。如此經綸遭世厄，奈何心事付天知。猶聞老眼盼大壯，豈料余生終明夷。疇昔薪傳貽甬上，而今高弟亦陵遲。”(《鮚埼亭集·詩集》卷七)

詩中“明夷”、“大壯”之語與黃宗羲《明夷待訪錄·題辭》相應。近吳光發現《留書》殘稿中的《封建》篇認為“三代以后，亂天下者無如夷狄”。“夷狄”語顯指滿洲貴族，于此可證，所謂“待訪”云云不可能是“將侯虜之下問”。但宗羲自況“箕子之見訪”，也有考慮不周之處，箕子本是商朝臣子，不得已而接受新王朝統治者(周武王)的訪問。如果清王朝真像黃宗羲想的那樣，很快垮臺了，那他的“待訪”之語就不會發生誤會。可是清王朝延續統治了幾百年，代替明朝的新王朝沒有別的只是清王朝，那這種“將侯虜之下問”的誤解也就產生了。這也正應了全祖望“奈何心事付天知”的嘆惜了。

還需指出的是，判斷《明夷待訪錄》為誰而作，不應只就書名看，還應就內容看，就內容而言，它批判君主制度，呼喚民主制度，則其已超越了“氣節”一類的問題。侯外廬說黃宗羲“以箕子自居，不是指朝代的箕子，而是指歷史制度的箕子”(《中國思通史》第5卷，第157頁)。這是深契宗羲之心的見解。

士人民主論

關于黃宗羲是否具有民主思想，學界尚有分歧。有人肯定地認為黃宗羲的思想是近現代民主思想的先驅，也有人認為他的思想只是孟子民本思想的延伸。邱漢生先生提出：“黃宗羲所主張的這種制度，與君主制不同，具有一定的民主色彩，但它是在士人中的民主，不是平民之治。”(《黃宗羲論》，第255頁)細按《明夷待訪錄》原文，黃宗羲的確沒有全民民主的思想，而只是提出了士人民主的思想。既是士人的民主，那我們就不應以今天的民主意義去簡單理解它，而應探討它特殊的歷史內涵。

黃宗羲認為，君主不應有至高無上的權威，他應列位于卿大夫之間，與卿大夫是同僚關系，而不是主奴關系。他還認為，天下之是非不能一出于朝廷，而應公其是非于學校，“太學祭酒，推擇當世大儒，其重與宰相等，或宰相退處為之。每朔日，天子臨幸太學，宰相、六卿、諫議皆從之。祭酒南面講學，天子亦就弟子之列。政有缺失，祭酒直言無諱”(《明夷待訪錄·學校》)。而祭酒一類的學官地位，乃有清議的推重與支持，“其人稍有干于清議。則諸生得共起而易之，曰：‘是不可以為吾師也’”(同上)。這是要治統服從于學統，學統服從于清議，從中我們可以看到黃宗羲提倡的士人民主的意涵。問題是，為什么到了黃宗羲的時代，要提出學校與朝廷分庭抗禮，師儒與帝尊爭一日之長呢?“士”究竟反映(代表)了一種什么社會力量?

余英時先生著《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揭示了明中葉以后士商的變化，茲就其中資料撮述如下。大約在明中葉以前社會上“歆士而卑農，榮宦游而恥工賈”(《陽明全書》卷二五)。大商巨賈尚不敢與士比肩，至明中葉以后，商賈勢力大增，地位上升，何心隱《答作主》有“商賈大于農工，士大于商賈”之語，士、農、工、商的位次變而為士、商、農、工。士人多有“棄儒就商”者，甚至士非商則無以養，以至清代沈垚在《費席山先生七十雙壽序》中說：“古者士之子恒為士，后世商之子方能為士。”歸莊《傳硯齋記》為身兼士商的嚴舜工而作，其文說：“嚴氏之先，則士商相雜，舜工又一人而兼之者也。然吾為舜工計，宜專力于商，而戒子孫勿為士，蓋今之世，士之賤也，甚矣。”(《歸莊集》卷六)我們回頭來看黃宗羲《明夷待訪錄·財計三》，其中說：“世儒不察，以工商為末，妄議抑之。夫工固圣王之所欲來，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蓋皆本也。”則我們知道，宗羲是站在商工立場上講話的。他的士人民主論，已滲透著商工的精神。商工不像小農那樣滿足于自給自足，而是以獲取最大的利潤為目的。隨著其經濟地位的提高，而相應地要求其政治權力，因此這種代表商工利益的士人已與舊時的士人有很大的不同。

《原君》篇之得失

《明夷待訪錄·原君》鞭撻君主制的家天下，痛快淋漓，振聾發聵，其文曰：

“今也以君為主，天下為客，凡天下之無地而得安寧者，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腦，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產業，曾不慘然，曰：‘我固為子孫創業也。’其既得之也，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樂，視為當然，曰：‘此我產業之花息也。’然則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今也天下之人怨惡其君，視之如寇仇，名之為獨夫，固其所也。而小儒規規焉以君臣之義無所逃于天地之間，至桀、紂之暴，猶謂湯、武不當誅亡，而妄傳伯夷、叔齊無稽之事，使兆人萬姓崩潰之血肉，曾不異夫腐鼠。豈天地之大，于兆人萬姓之中，獨私其一人一姓乎!”

這簡直就是撻伐君主制的檄文，在近代資產階級革命中它也確曾起到積極的宣傳作用。

但是作為一種理論，尤其是后來被作為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理論，它未免顯得淺薄，這一點也是我們應該指出的。

《明夷待訪錄·原君》開篇便說：“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興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為害，而使天下釋其害;此其人之勤勞必千萬于天下之人。夫以千萬倍之勤勞而己又不享其利，必非天下之人情所欲居也。故古之人君，去之而不欲入者，許由、務光是也;入而又去之者，堯、舜是也;初不欲入而不得去者，禹是也。豈古之人有所異哉? 好逸惡勞，亦猶夫人之情也。”黃宗羲開始就沒有弄清“私”乃私有制的產物，并不就是人的天然本性。宗羲要人人能“各得自私”，“各得自利”，而“設君之道”就是要君主拂逆其“好逸惡勞”的性情，做人民的公仆，正所謂：人人為自己，君主為大家。這在當時之時代未免太勉為其難。既然肯定自私自利、好逸惡勞為人之本性，則后世君主膨脹其私欲，也就不是難以理解的。在國家的起源問題上，黃宗羲的思想尚不如唐代柳宗元的看法正確和深刻，柳宗元說：“彼(人類)其初與萬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狉狉，人不能搏噬，而且無毛羽，莫克自奉自衛，荀卿有言：必將假物以為用者也。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己，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眾，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后畏;由是君長刑政生焉。”(《封建論》)君長、國家都是人們之間的斗爭(階級斗爭)的產物。相比較而言，柳宗元的看法要正確得多。處在十七世紀的黃宗羲以及處在十九世紀末的資產階級改良派、民主派仍未能提出較為像樣的社會發展理論，這也不能不是中國思想界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