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微章句—清代儒學·文化高峰·《四庫全書》:傳統文化的清理和總結

《四庫全書》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一部叢書。據《四庫全書總目》統計，它著錄書籍三千四百六十一種，七萬九千三百零九卷;存目書籍六千七百九十三種，九萬三千五百五十一卷。總計一萬零二百五十四種，十七萬二千八百六十卷，幾乎囊括了清代乾隆以前的主要典籍。堪稱千古巨制，文化淵藪。

《四庫全書》的纂修

《四庫全書》的纂修，始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 )。但它的起因和契機，卻可追溯至上年乾隆皇帝的征書諭旨和安徽學政朱筠的建議。三十七年(1772)正月，乾隆頒發征書之諭。他說：“朕稽古右文，聿資治理，幾余典學，日有孜孜。因思策府縹緗，載籍極博，其巨者羽翼經訓，垂范方來，固足稱千秋法鑒，即在識小之徒，專門撰述，細及名物象數，兼綜條貫，各自成家，亦莫不有所發明，可為游藝養心之一助。是以御極之初，即詔中外搜訪遺書，并令儒臣校勘十三經、二十一史，遍布黌宮，嘉惠后學。復開館纂修《綱目三編》、《通覽輯覽》及《三通》諸書。凡藝林承學之士所當戶誦家弦者，既已薈萃略備。第念讀書固在得其要領，而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惟搜羅益廣，則研討愈精，如康熙年間所修《圖書集成》，全部兼收并錄，極方策之大觀，引用諸編，率屬因類取裁，勢不能悉載全文，使閱者沿流溯源，一一征其來處。今內府藏書，插架不為不富，然古今來著作之手，無慮數千百家，或逸在名山，未登柱史，正宜及時采集，匯送京師，以彰千古同文之盛。其令直省督撫會同學政等通飭所屬，加意購訪，除坊肆所售舉業時文及民間無用之族譜、尺牘、屏幛、壽言等類，又其人本無實學，不過嫁名馳騖，編刻酬唱詩文，瑣屑無當者，均無庸采取外，其歷代流傳舊書內有闡明性學治法，關系世道人心者，自當首先購覓。至若發揮傳注，考核典章，旁暨九流百家之言，有裨實用者，亦應備為甄擇。又如歷代名人洎本朝士林宿望，向有詩文專集，及近時沉潛經史，原本風雅，如顧棟高、陳祖范、任啟運、沈德潛輩，亦各著成編，并非剿說巵言可比，均應概行查明。在坊肆者，或量為給價;家藏者，或官為裝印;其有未經鐫刊，只系鈔本存留者，不妨繕錄副本，仍將原書給還。并嚴飭所屬，一切善為經理，毋使吏胥藉端滋擾。但各省搜輯之書，卷帙必多，若不加之鑒別，悉令呈送，煩復皆所不免。著該督撫等先將各書敘列目錄，注系某朝某人所著，書中要旨何在，簡明開載，具折奏聞，候匯齊后令廷臣檢核，有堪備閱者，再開單行知取進。庶幾副在石渠，用儲乙覽，從此四庫七略，益昭美備，稱朕意焉。”(《辦理四庫全書檔案》，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四日諭)從這道諭旨中可以看出，盡管乾隆明確規定了搜書標準范圍和具體的采集方法，但尚未有編纂《四庫全書》的意圖，不過借此匯聚天下書籍，使之“副在石渠，用儲乙覽”，以博“稽古右文”的美名。也許正是因為如此，無論是人文薈萃的江浙和京畿地區，還是書籍罕臨的僻遠省份，各地督撫大吏不約而同地把皇帝的征書諭令視作例行公事，并未認真辦理，以至“幾近匝歲，曾未見一人將書名錄奏”(《辦理四庫全書檔案》，乾隆三十七年十月七日諭)。

正當乾隆的征書計劃即將陷于不了了之的境地之時，安徽學政朱筠于當年十一月提出了搜訪校錄書籍的四條建議。其一，“舊本、抄本，尤當急搜也”。他說：“漢唐遺書，存者希矣，而遼、宋、金、元之經注、文集，藏書之家，尚多有之，顧無刻本，流布日少。其他九流百家，子余史別，往往卷帙不過一二卷，而其書最精。是宜首先購取，官抄其副，給還原書，用廣前史藝文之闕，以補我朝儲書之全。”其二，“中秘書籍，當標舉現有者以補其余也”。即“先定中書目錄，宣示外廷，然后令各舉所未備者以獻，則藏弆日益廣矣”。其三，“著錄校讎，當并重也”。朱筠提出：“請皇上詔下儒臣，分任校書之選，或依七略，或準四部，每一書上，必校其得失，撮舉大旨，敘于本書首卷，并以進呈，恭候乙夜之披覽。”其四，“金石之刻，圖譜之學，在所必錄也”。主張“于收書之外，兼收圖譜一門，而凡直省所存鐘銘碑刻，悉宜拓取，一并匯送，校錄良便”。在第二條中，朱筠特別指出，翰林院所藏《永樂大典》一書，雖“編次少倫，或分割諸書，以從其類;然古書之全，而世不恒覯者輒具在焉”，“請敕擇取其中古書完者若干部，分別繕寫，各自為書，以備著錄”(《笥河文集》卷一，《謹陳管見開館校書折子》)。

但是，朱筠的建議卻在朝廷大臣中引起了不同的看法。以大學士、軍機大臣劉統勛為代表的反對者認為朱筠所奏“非為政之要”，不過徒滋煩擾，主張棄置不議;而以大學士、軍機大臣于敏中為代表的贊成者則認為朱筠的建議很有學術價值，主張立即實行。經過激烈的爭論，贊成的意見終于占了上風。軍機大臣對朱筠的四條建議擬定了詳細的實行辦法。第一，關于搜訪舊本抄本，遵照原奉諭旨辦理即可，“不必另定章程”。第二，金石圖譜“應如該學政所奏，令各該省于收書之外，凡有繪寫制度名物如聶崇義《三禮圖》之類，均系圖譜專家，宜并為采輯;其有將古今金石源流裒敘成書如歐陽修、趙明誠所著者，亦宜一體匯采”。第三，關于輯校《永樂大典》，經初步檢閱，證實其中確有“現在流傳已少，不恒經見之書”，足以“裨補缺遺，津逮后學”。但由于“卷帙繁多，所載書籍又多散列各韻之中，非一時所能核定”，應檢派修書翰林“逐一詳查，其中如有現在實無傳本，而各門湊合尚可集成全書者，通行摘出書名，開列清單，恭呈御覽，伏請訓示遵行”。第四，關于著錄校讎，當俟書籍匯齊時，“敕令廷臣詳細校訂，依經史子集四部名目，分類匯列，另編目錄一書，具載部分卷數、撰人姓名，垂示永久”(《辦理四庫全書檔案》，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六日大學士劉統勛奏折)。

欽定四庫全書(清乾隆年間文淵閣寫本)

軍機大臣議定的措施，很快得到了乾隆皇帝的批準。他下令將《永樂大典》“詳加別擇校勘”，“擇其醇備者付梓流傳，余亦錄存匯輯，與各省所采及武英殿所有官刻諸書，統按經史子集編定目錄，命為《四庫全書》，俾古今圖籍薈萃無遺，永昭藝林盛軌”(《辦理四庫全書檔案》，乾隆三十八年三月二十八日諭)。

從乾隆初期的征書轉而變為編纂《四庫全書》，表面上看來似乎十分偶然，但在偶然性的背后，卻蘊藏著深刻的歷史必然性的因素。乾隆年間，正值中國社會最后一個封建王朝發展的鼎盛時期，政治穩定，國家統一，經濟繁榮。安定富庶的社會環境，為清統治者從事大規模的封建文化建設提供了雄厚的物質基礎。與此同時，伴隨明清之際學風的轉變，考據學逐漸興起，封建文化也相應進入一個全面總結整理的階段。學術的發展既提出了整理古代典籍的任務，也具備了總結傳統文化的條件。而作為盛世君主，乾隆皇帝也雄心勃勃，要在文治武功上超越乃祖乃父，凌駕于前代帝王之上。他熟諳中國傳統儒學，深知“禮樂之興，必藉崇儒重道，以會其條貫。儒與道，非文莫闡”(《乾隆《御制文二集》卷一三，《文淵閣記》)，因此，自其即位以來，便大力提倡注經編書，標榜“稽古右文”。可以說，朱筠的建議和軍機大臣議定的措施，不僅反映了清代學術文化發展的要求，而且也迎合了乾隆倡導“文治”的需要和好大喜功的虛榮心。這樣，到乾隆中期，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都具備了一定的條件之后，由官方出面組織全國著名學者編纂大型叢書，全面系統整理中國歷代典籍的任務，便被提了出來，最終促成了纂修《四庫全書》這項文化工程的付諸實施。

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四庫全書》正式開館。為保證《四庫全書》所收書籍的來源，在全國范圍內大規模采訪圖書，就成了迫在眉睫的重要任務。為此，乾隆再次下詔訪求圖書。在乾隆的迭次嚴諭之下，各省督撫始大力搜訪，并分別根據當地的實際情形，采取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有的設立書局，聘請專人管理訪書事宜，江蘇即在“江寧、蘇州兩處分設公局，派員專司收掌”(《宮中檔乾隆朝奏折》，乾隆三十九年八月二日江蘇巡撫薩載奏折);有的根據方志、書目等按圖索驥，訪求書籍，如湖南“于各州、縣《人物》傳內摘取所著書名，飭各該州縣官訪購，志乘不載之書，準本家子弟自行呈送”(《纂修四庫全書檔案史料》，乾隆三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湖南學政褚廷璋奏折);有的利用書商賈客，多方查訪購覓，浙江即專委湖州知府留心物色當地書船賈客，“俾令四散搜覓”(《纂修四庫全書檔案史料》，乾隆三十八年閏三月二十六日浙江巡撫三寶奏折)。在江浙、京畿等一些經濟文化發達的地區，地方官還根據乾隆的諭令，重點征集藏書家藏書，如浙江號稱“書肆最多之區”，藏書家居各省之冠，地方官便逐一查訪當地藏書家情形，計征得天一閣范愁柱家藏書六百零二種，鮑士恭家藏書六百二十六種，汪啟淑家藏書五百二十四種，吳玉墀家藏書三百零五種，孫仰曾家藏書二百三十一種，汪汝家藏書二百十九種，鄭大節家藏書八十二種，所獲數量十分可觀。而“都下藏書之家及四方仕宦于朝者咸以書獻”(乾隆《御制詩四集》卷一七，《匯輯四庫全書聯句》詩注)，其數量亦自一部、數部至上百部不等。一時之間，征書活動進入高潮，總計前后征集圖書數量達一萬三千五百零一種(內二百七十二種重本)，其中包括不少舉世罕見或海內僅存的珍本秘籍。這些為數眾多的各省采進本和私人進獻本，與官府藏書、皇帝敕撰書籍，以及社會上廣泛流行的通行本書籍一道，都被送至四庫全書館，為學者從事大規模的考校編纂工作，提供了優越的條件和廣闊的天地。

為了保證編纂質量，四庫全書館吸收了一大批學有專長、名重一時的文人學者，如戴震、紀昀、陸錫熊、周永年、邵晉涵、朱筠、姚鼐、翁方綱、程晉芳、任大椿、王念孫、金榜、陳際新、彭元瑞、劉墉等人。他們薈萃一堂，按照一定的取舍標準，對通過各種途徑集中到四庫館內的數以萬計的書籍，進行了甄別采擇、爬梳輯校、考訂辯正、整理編目的全面清理工作。

(1)《永樂大典》的輯佚。

從《永樂大典》中搜輯佚書，是四庫全書館最早進行的一項工作。《永樂大典》是明成祖永樂元年 (1403)敕撰的一部大類書，計二萬二千八百七十七卷，目錄六十卷，裝成一萬一千零九十五冊。全書以《洪武正韻》為綱，“用韻以統字，用字以系事”，舉凡“天文、地理、人倫、國統、道德、政治、制度、名物，以至奇聞異見、庾詞逸事”(《永樂大典·凡例》)，無不詳載備錄，因此號稱“遺編淵海”。為保證輯佚工作的順利進行，乾隆親自規定了采輯標準：“其書足資啟牖后學，廣益多聞”，又“實在流傳已少，尚可裒綴成編者”，輯出“匯付剞劂”;“有書無可采，而其名未可盡沒者，只須注出簡明略節，以佐流傳考訂之用”;至于“本系現在通行及雖屬古書而詞義無關典要者”，則“不必再行采錄”(《四庫全書總目》卷首，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十一日諭)。根據乾隆的旨意，總裁很快擬定了辦理章程，將當時尚存的九千八百余冊《大典》分派至各纂修名下，規定每天應閱冊數，以計日程功，考核督催。纂修官則各司其職，逐一檢閱，并與《古今圖書集成》互為校核，凡有符合采輯標準的書籍條目，即粘簽標識，送交繕書處“迅速繕寫底本”。底本繕成后，又對照原書，詳細校正，再“將各書大旨及著作源流詳悉考證，詮疏崖略，列寫簡端”，然后呈送總裁。總裁“復加勘定，分別應刊、應抄、應刪三項，其應刊、應抄各本均于勘定后即趕繕正本進呈”，至于“應刪者亦存其書名，節敘刪汰之故，附各部總目后”(《辦理四庫全書檔案》，乾隆三十八年三月十一日辦理四庫全書處奏折)。經眾多學者長達數年的辛勤努力，散見于《永樂大典》中的數百種古書幸得亡而復傳，蔚為大觀，充分體現了當時學者的輯佚成就和學術水平。

(2)內府書籍的辦理。

清內府各處如武英殿、懋勤殿、摛藻堂、味腴書屋等地，都藏有不少前代流傳舊書，以及本朝皇帝敕令纂修的書籍。《四庫全書》開館后，這些內府藏書也都集中到翰林院西齋房，由總裁指定纂修官專職辦理。由于這些書籍或經官刻，或屬敕撰，因而大多直接送交繕書處繕寫，少數“舊刻顯然訛誤”，或因種種原因需改纂增補者，則由纂修官予以校閱并酌情修改。與《永樂大典》的爬梳輯校工作相比，內府書籍的辦理比較偏重于改纂增補，特別是乾隆四十年(1775)以后，皇帝不斷下令臨時增纂一些書籍收入《四庫全書》，因而，部分館臣的工作重點也隨之轉入各種書籍的纂修，一直持續到乾隆末年。

(3)進呈書籍的校閱。

在《四庫全書》所收各類書籍中，進呈書籍所占比例最大，因而纂修工作相應說來也最為繁雜。

其一，甄別。即對各省進呈和私人進獻的萬余種書籍進行全面的清理別擇，上自“罕見之書”，下至“尋常著述”，均列入校閱單內，以供進一步校閱考核，斟酌去取。至于瑣屑無當，“倚聲填調之作”，或“懷詐挾私，熒惑視聽者”，則摒棄不取。若發現有“顛倒是非”、“違礙悖逆”的書籍，也逐一剔出，有的甚至被劃入禁書范圍，遭到銷毀或改易的厄運。

其二，校閱。進呈書籍經過初步的清理甄別之后，總裁即根據校閱單分別發下，由纂修官進一步作詳細的考訂校閱。校閱工作大致包括版本鑒別、辯偽考證等重要內容。一般說來，在版本選擇方面，“諸書刊寫之本不一，謹擇其善本錄之;增刪之本亦不一，謹擇其足本錄之”。對前代流傳偽書，纂修官則根據自己的學識和水平，盡可能予以正本清源，“并斥而存目，兼辯證其非”(《四庫全書總目》卷首，《凡例》)，力求弄清傳世書籍的真實面目。至于考證，則是纂修官做得最多的一項工作。他們或廣泛參校不同版本，擇善而從，或考之《永樂大典》，訂訛補闕。在他們的辛勤勞動下，不少長期以來“絕無善本”之書，一旦“神明煥然，頓還舊觀”(《四庫全書總目》卷六九，《水經注》提要)，成為絕無他本可以代替的珍本。

任大椿(1738—1789)，江蘇興化人。清經學家。

其三，提要。書籍經過甄別、校閱之后，纂修官的最后一項任務，便是給它們各撰一篇提要，敘列作者爵里，記述版本源流，撮舉典籍要旨，考訂文字得失，并根據乾隆制定的標準，提出應刊、應抄、應存的建議。大體說來，凡“罕見之書，有益于世道人心者”當刊;“發揮傳注，考核典章，旁暨九流百家之言，有裨實用者”，以及闡明學術，長短互見，“瑕瑜不掩”者應抄;至于那些“言非立訓，義或違經”，以及“尋常著述，未越群流”等所謂“俚淺訛謬”者則存其目。若進而發現有粗疏不經，或“違礙觸悖”的書籍，也略記數語，提出不應存目或銷毀的建議，一并呈送總裁審核檢閱，斟酌去取。最后再“進呈御覽”，由乾隆予以定奪。凡應刊、應抄之書，均交繕書處組織專人按規定格式予以抄錄，收入《四庫全書》。其中應刊之書除繕寫外，還專門送交清內府刻書機構武英殿，列入《武英殿聚珍版叢書》，廣為刊刻流傳。至于應存之書，則不再抄錄，只將書目提要列入《四庫全書總目》。

經過長達九年的辛勤工作和艱苦努力，乾隆四十六年(1781)十二月，第一部《四庫全書》告成，貯藏宮中文淵閣。為“廣布流傳，以光文治”，乾隆下令，除原定將《四庫全書》繕寫四部，分別貯藏宮中文淵閣、圓明園文源閣、承德避暑山莊文津閣、盛京(今沈陽)故宮文溯閣之外，再增繕三部，頒發江浙“人文之區”，分別庋置揚州文匯閣、鎮江文宗閣、杭州文瀾閣。這樣，繼第一部《四庫全書》告成之后，至乾隆四十九年(1784)十一月，第二、三、四部《四庫全書》相繼辦理完竣。續繕三部《四庫全書》，也于乾隆五十二年(1787)四月同時告竣。乾隆五十年(1785)，內廷文淵、文源、文溯、文津四閣《四庫全書》先后裝潢送藏完畢。此后，江浙文匯、文宗、文瀾三閣《四庫全書》的裝潢庋置事宜也陸續完成。一時之間，內府藏書臻于極盛，插架之供不啻千緗萬帙，而江浙三閣《四庫全書》，也因特許士子入閣抄閱，所以很快成為事實上的圖書集聚傳播中心，不僅起到了“喜惠藝林，啟牖后學”的作用，而且大大促進了清代文化事業的發展。

與《四庫全書》相輔相成、交相輝映的，是大型目錄書籍《四庫全書總目》的編纂。這部中國歷史上最大的官修書目，原是專為《四庫全書》著錄、存目的各種書籍而編纂的目錄提要，但由于它繼承了中國目錄學“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優良傳統，以比較完善的分類體系，提要、小序俱全的著錄方式，詳晰介紹、評騭了《四庫全書》著錄、存目的各種書籍，系統考查、總結了中國學術的淵源流變，因而使得其文化價值和實際意義遠遠超出了《四庫全書》本身，成為對中國傳統學術全面的系統的批評和總結。

《四庫全書總目》

《四庫全書總目》的編纂者吸取歷代目錄著作的經驗教訓，選擇了傳統目錄學注重“條其篇目，撮其旨意”的著錄方式，明確規定了各書提要的撰寫體例：“每書先列作者之爵里以論世知人，次考本書之得失，權眾說之異同，以及文字增刪，篇帙分合。”(《四庫全書總目》卷首)并在分析《漢書·藝文志》以后各種圖書分類法得失利弊、考查前代目錄著作圖書歸類經驗教訓的基礎上，選擇了傳統的經史子集四部分類法，于部下分類，類下再分子目，計四部四十四類六十六子目，從而建立了一個比較嚴密、完善的分類體系，把《四庫全書》著錄、存目的上萬種書籍組織成為一個有機的整體。尤為重要的是，《四庫全書總目》繼承中國古代目錄學“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優良傳統，于經史子集“四部之首各冠以總序，撮述其源流正變，以挈綱領”，并于其下所分四十四類之首“亦各冠以小序，詳述其分并改隸，以析條目。如其義有未盡，例有未刻，則或于子目之末，或于本條之下，附注案語，以明通變之由”(《四庫全書總目》卷首)。通過這些系統的部類小序乃至案語，《四庫全書總目》由傳統的經史子集四部分類體系入手，對傳統學術進行了全面總結和評判。

紀昀(1724—1805)，河北獻縣人。清代學者。任《四庫全書》總纂，編定《四庫全書總目》。

位列四部之首的經部，收錄的是儒家經典以及歷代注經之作。在中國封建社會里，儒家經典是封建階級進行思想統治的主要工具。因而經典的研究，亦即經學，也相應成為封建社會的官方學術，構成封建文化的主體。歷代封建知識分子根據不同時期統治階級的需要，在對儒家經典的研究中不斷予以新的解釋，闡發新的涵義，經學本身也因此而經歷了不同的歷史發展階段，各有其長處，也各具其弊端。《四庫全書總目》在《經部總序》中，比較全面地概括了兩千年來經學發展的歷史：“經稟圣裁，垂型萬世，刪定之旨，如日中天，無所容其贊述，所論次者，詁經之說而已。自漢京以后垂二千年，儒者沿波，學凡六變。其初專門授受，遞稟師承，非惟詁訓相傳，莫敢同異，即篇章字句，亦恪守所聞，其學篤實謹嚴，及其弊也拘。王弼、王肅稍持異議，流風所扇，或信或疑，越孔、賈、啖、趙以及北宋孫復、劉敞等，各自論說，不相統攝，及其弊也雜。洛、閩繼起，道學大昌，擺落漢唐，獨研義理，凡經師舊說，俱排斥以為不足信，其學務別是非，及其弊也悍。學脈旁分，攀緣日眾，驅除異己，務定一尊，自宋末以逮明初，其學見異不遷，及其弊也黨。主持太過，勢有所偏，材辨聰明，激而橫決，自明正德、嘉靖以后，其學各抒心得，及其弊也肆。空談臆斷，考證必疏，于是博雅之儒引古義以抵其隙，國初諸家，其學征實不誣，及其弊也瑣。”并進而總結說：“要其歸宿，則不過漢學、宋學兩家互為勝負。”這些論述，在很大程度上是符合封建社會經學演變的實際情況的，尤其是對漢學、宋學弊病的概括，可以說是一語中的。不僅如此，具體到每部經書研究的歷史和現狀，《總目》也能一一述其端緒，陳其得失，為讀者了解各類書籍的狀況以及學術的變化提供了便利。

史部收錄的主要是有關歷史、地理、職官、政事、人物傳記等方面的著述。在中國歷史上，史籍的起源很早。漢代以后，隨著紀傳體通史、斷代史專著的出現，歷史書籍有突飛猛進的發展，由附庸而蔚為大國，不僅自成一部，而且還取得了僅次于經的重要地位。《四庫全書總目》闡述了史部書籍的發展過程：“漢《藝文志》無史名，《戰國策》、《史記》均附見于《春秋》。厥后著作漸繁，《隋志》乃分正史、古史、霸史諸目。”(《四庫全書總目》卷五○)對史書撰述的幾種主要體裁，《總目》也詳晰地敘述了它們的產生及發展：“古之史策，編年而已，周以前無異軌也。司馬遷作《史記》，遂有紀傳一體，唐以前亦無異軌也。至宋袁樞，以《通鑒》舊文，每事為篇，各排比次第，而詳敘其始終，命曰紀事本末，史遂又有此一體。”(《四庫全書總目》卷四九)肯定了編年、紀傳以及紀事本末體在史學發展史上的創新作用。其他如地理、職官、政書等門類的始末源流，《總目》也分別予以了考述。

子部書籍，淵源于春秋戰國時期的諸子百家。漢代劉向、劉歆校書編目時，曾專立“諸子略”，收錄當時各學派的著作。隨著學術的不斷發展引申以及圖書分類的改變增并，有關兵法、術數、方技乃至釋道之類的書籍也一并移入子部，使子部的內容日益龐雜。對此，《四庫全書總目》著重敘述了子部淵源及其包括內容：“自六經以外立說者，皆子書也。其初亦相淆，自《七略》區而別之，名品乃定。其初亦相軋，自董仲舒別而白之，醇駁乃分。其中或佚不傳，或傳而后莫為繼，或古無其目而今增，古各為類而今合，大都篇帙繁富，可以自為部分者，儒家之外有兵家、有法家、有農家、有醫家、有天文算法、有術數、有藝術、有譜錄、有雜家、有類書、有小說家，其別教則有釋家、有道家。敘而次之，凡十四類。”對種類繁多、包羅宏富的子部書籍，《總目》進而從理論上說明了其分類排列的合理性：“儒家尚矣。有文事者有武備，故次之以兵家。兵，刑類也，唐虞無皋陶，則冠賊奸宄無所禁，必不能風動時雍，故次以法家。民，國之本也，谷，民之天也，故次以農家。本草經方，技術之事也，而生死系焉，神農、黃帝以圣人為天子，尚親治之，故次以醫家。重民事者先授時，授時本測候，測候本積數，故次以天文算法。以上六家，皆治世者所有事也。百家方技，或有益，或無益，而其說久行，理難竟廢，故次以術數。游藝亦學問之余事，一技入神，器寓道，故次以藝術。以上二家，皆小道之可觀者也。《詩》取多識，《易》稱制器，博聞有取，利用攸資，故次之譜錄。群言歧出，不名一類，總為薈萃，皆可采摭菁英，故次以雜家。隸事分類，亦雜言也，舊附于子部，今從其例，故次以類書。稗官所述，其事末矣，用廣見聞，愈于博弈，故次以小說家。以上四家，皆旁資參考者也。二氏，外學也，故次以釋家，道家終焉。”(《四庫全書總目》卷九一)這些評述，反映了封建社會知識分子對子部書籍所括內容的認識以及重視的程度，也使讀者有一個全面的了解。

集部主要收錄歷代文學家的總集、別集以及詩評一類著述。在四部分類中，集部的形成和史部一樣，也經歷了一個過程。《四庫全書總目》一一敘述了集部所收各類書籍的淵源流變，如論別集說：“集始于東漢。荀況諸集，后人追題也。其自制名者，則始張融《玉海集》。其區分部帙，則江淹有前集、有后集，梁武帝有詩賦集、有文集、有別集，梁元帝有集、有小集，謝腓有集、有逸集，與王筠之一官一集，沈約之正集百卷，又別選集略三十卷者，其體例均始于齊梁。蓋集之盛，自是始也。”(《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四八)這些敘述和評論，都沿流溯源，比較客觀地揭示了中國傳統學術的產生、發展及其變化。

焦循(1733—1820)，江蘇甘泉(今揚州)人。清代經學家。著有《焦氏筆乘》等。

當然，《四庫全書總目》在“辨章學術，對中國古代典籍的清理和總結，同時也反映在各考鏡源流”的同時，也通過書籍的進退取舍，以及書目提要、分類排列，乃至議論評介等方式，來直接間接地反映出鮮明的政治思想傾向以及統治者的意愿要求，諸如尊崇儒學，提倡封建倫理觀念;重道輕藝，鄙薄科學技術;封閉自大，不愿意了解外部世界，等等。魯迅先生曾經深刻地指出，《四庫全書總目》“其實是現有的較好的書籍之批評，但須注意其批評是‘欽定’的”(許壽裳《亡友魯迅印象記》)。

清代中葉，伴隨著漢學的興盛，以《四庫全書》和《四庫全書總目》的編纂為標志，中國傳統學術進入了一個全面總結整理的階段，許多散失亡佚的古書得以發掘復出，殘缺脫誤的典籍得到爬梳整理，難以卒讀的古籍也再經疏通證明。而這不僅是《四庫全書》和《四庫全書總目》編纂的根本意義所在，也體現了一代儒學的重要文化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