亂世圖存—明清之際的儒學·顧炎武·社會政治思想
顧炎武批評宋明理學家“置四海困窮而不言,終日講危微精一之說”。在社會政治思想上,他直接從“人道”入手,他說:“圣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日知錄》卷七,《子張問十世》條)“天下之人各懷其家,各私其子,其常情也。為天子為百姓之心,必不如其自為……。圣人者,因而用之,用天下之私,以成一人之公而天下治。”(《亭林文集》卷一,《郡縣論》五)理學家們有時也談“人道”,可那是經過凈化了的“人道”,是一種“純乎天理之公,而無一毫人欲之私”的“人道”。顧炎武承認自私心是“常情”,要統治者順乎自然,任其發展。
顧炎武反對超經濟的權力干涉,主張利盡山澤而藏富于民。從思想淵源上說,這是儒家民本思想與道家“吾無為而民自富”思想的結合。惟其以自私自為作前提,則打上了不同于中古封建思想的時代印記。他說:
“今天下之患,莫大乎貧。用吾之說,則五年而小康,十年而大富。且以馬言之:天下驛遞往來以及州縣上計京師,白事司府,迎候上官,遞送文書,及庶人在官所用之馬,一歲無慮百萬匹,其行無慮萬萬里。今則十減六、七,而西北之馬騾不可勝用矣。……他物之稱是者不可悉數。且使為令者得以省耕斂,教樹畜,而田功之獲,果蓏之收,六畜之孳,材木之茂,五年之中必當倍益。從是而山澤之利亦可開也……。今有礦焉,天子開之,是發金于五達之衢也;縣令開之,是發金于堂室之內也。利盡山澤而不取諸民,故曰:此富國之策也。”(同上,《郡縣論》六)
顧炎武提出的富國之策很簡單:一在簡政便民,二在開發資源。其前提是統治者廢除超經濟的干涉和剝奪,放權給地方和人民,讓人們自私自為地從事經濟生產。這樣,國家就會“五年而小康,十年而大富”。
顧炎武的社會政治主張,是要擺脫封建君主的集權政治,實行以郡縣為單位的地方自治。它既是世官世守的宗法組織,又是一個相對獨立的經濟實體。他以為只有這樣的政體,才能使人民的自私自為得到可靠的保證。他認為,郡縣制自宋以后,逐漸出現“其專在上”的弊病,致使民生日貧,國勢日弱。他引證陳亮的話說:“五代之際,兵、財之柄倒持于下,藝祖皇帝束之于上,以定禍亂。后世不原其意,束之不已,故郡縣空虛而本末俱弱。”(《日知錄》卷八,《法制》條)宋朝開國之初,鑒于五代之亂,削除藩鎮,收回地方兵、財大權,矯正了尾大不掉的弊病。后世君主為鞏固其“一人而私天下”的特權,設置名目繁多的科條文簿、監司、督撫之類,用以控制和約束地方。結果,地方力量日弱一日,從而也影響了國家的實力。依顧炎武的意見,宜削弱君主權力,實行郡縣守令世襲制,并予以辟官、為政、理財、治兵的權力。這樣,可以使郡縣守令像管理家事那樣盡其責任。這是一種類似小邦封建的政治主張,這種主張反映了力量微弱的市民階層的愿望。雖然其用意在發展“天下之私”,具有一定的進步性,但他把這建筑在君主自動放棄專制權力的基礎上,不僅毫無現實性,而且就其主張實行郡縣守令世襲制來說,毋寧說是一種歷史的退步。
顧炎武著《生員論》,指出天下生員不下五十萬人,與胥吏勾結,武斷鄉里,一切雜泛之差及科派之費皆取之于民,而一登科第,即攀援聲氣,依傍門戶,結成一種“朋比膠固,牢不可解”的官僚勢力。顧炎武認為,“國家之所以常治而不亂者,人材也”。而在現行的生員制度下,士子唯習場屋之文以邀功名,是造就不出用世之才的。因此,他主張廢除科舉制度,實行唯才是用的選舉制度。他提出“天下之人皆得舉而薦之”的選舉原則,以及按人口比例推選人才的選舉法,帶有明顯的民主性質。這種主張在十七世紀提出是很有膽識的。
顧炎武的民主思想因素還表現在肯定下層人民“不治而議論”的正當性,以為國家治亂決定于社會有無“清議”—正直的輿論。他頗尊重民意,以為考察民意可以知政治得失及人才邪正。孔子曾說:“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顧炎武對此有所發揮,說:“‘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然則政教風俗茍非盡善,即許庶人之議矣。”(《日知錄》卷一九,《直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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