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山文化·久負盛名的傳統民族工藝品和商貿活動·商貿活動

(1) 古代維吾爾族商隊。11世紀，優素甫·哈斯·哈吉甫在《福樂智慧》的《論如何對待商人》一章中談到：“你多和他們接觸往來，買賣中盡力滿足其愿望。天下的異彩都在他的手上，能把人們打扮得漂漂亮亮。”對商人的這種評價說明，自古以來，維吾爾族不像中原一帶那樣崇本抑末，賤商抑商，阻遏商業的發展，束縛商人手腳。由于他們的社會觀念是“財多為貴”，“良賤無差”(玄奘《大唐西域記》)，因此社會地位較高的大商人，往往和地方長官的名字相提并論，要高于一般的富人。商人能有這種顯要地位的原因，自然同西域長期地處“絲綢之路”要沖分不開。作為東西方長期長途販運的中轉站，西域的經濟、政治、文化的發展都與“絲綢之路”的商業交換緊密相連，而商人在其間起到了難以取代的作用，做出了積極的貢獻。

遠在鄂爾渾回紇汗國時期，回鶻人便擅長經商、貿易。“安史之亂”后，回鶻因助唐平叛有功，唐肅宗與回鶻葉護商定每年送回鶻兩萬匹絹，并允許回鶻互市，進行絹馬交易。回鶻人利用這一機會，開始大興經商之風。回鶻商人很有才干，“中西商業之貿遷有無，遂幾為其所獨占”(王日蔚《唐后回鶻考》)。當時，他們的足跡遠達契丹和中原地區，尤其是在唐朝首都長安，他們的人數經常可達數千人。他們把從中原換得的大量絲綢，轉讓粟特人運銷到中亞和歐洲，從中獲得厚利而致富。

回鶻定居古新疆后，商人的活動更加活躍。那時，他們擁有世界上最龐大的由馬、牛、駝、驢和木轱轆大車組成的浩蕩商隊。以吐魯番盆地為中心的高昌回鶻，主要是以喀什、和田為勢力范圍的喀喇汗王朝，生產發展，地處交通樞紐，既同西南亞，北非保持著商業往來，亦于中原的宋、遼王朝有密切的貿易往來。因在漫長的絲道上長途跋涉非常險惡，不但要過荒山野嶺、茫茫大漠，且要忍饑受寒，而且沿途關卡林立，盜匪叢生，又常有戰亂，所以大宗的商品貿易，實際多系官辦，以“朝貢”的形式進行，“欲通貨市賈，以獻為名”。回鶻商人們往往組成多達數百人的商隊，打著使節的旗號出發。這種商隊除負有國家的政治使命之外，還攜帶著本國大批的土特產和西方的珍寶，如馬匹、玉石、大象、琥珀、羚羊角等。一路上，他們有本國和友邦的軍隊護送，沿途還能得到周全的食宿照顧。到了京城，朝廷把他們奉為上賓，熱情款待，并高價收購他們帶來的貨物，折合成銅錢或絲絹、茶葉、銀器、瓷器，海味等。臨回來時，皇帝會給他們賜封榮譽官銜，賞賜大量禮物。每次，這種多由商人冒充的使節隊伍都能浩浩蕩蕩地滿載而歸。元明時期，交通暢達，畏兀兒商人組成的龐大商隊在古絲路上往來也很頻繁。他們成批成批地把當地的土特產運到中原，換回茶葉和絲綢。盡管唐宋以后，我國經濟中心南移，海路貿易逐漸興盛，但西域這條歐亞陸路通道并未斷絕，在東羅馬、印度、波斯、阿拉伯都曾留下過維吾爾族商隊的足跡。17世紀初葡萄牙傳教士鄂本篤的行記里，談到當時的中西貿易中，塔里木盤地各綠洲的商隊“凡五百人，隨從、騾馬、駱駝、車輛甚眾”，并談到喀什噶爾(今喀什)“商隊領袖為國王任命，納金若干，便可得職，在全途間，可以管轄商人”。這些商隊的活動，為沿途各地帶來了繁榮和財富，為東西方的經濟交流做出了貢獻。

(2) 古代草原商隊。近年的考古發掘證明，遠在春秋戰國之際，絲織品已流傳于阿爾泰山以南，天山以北的草原游牧地區。這要歸功于來往于草原上的商人，是他們的商隊通過“草原絲綢之路”，用各種牲畜和皮毛為草原上的各族牧民帶來了絲綢，也帶來了糧食、布匹等各種必需品。公元前105年，烏孫王“貢馬千匹，求尚公主”，而漢武帝為細君公主遠嫁“厚賜乘輿衣服器用”作陪嫁。自此，草原商隊以“進貢”為名驅馬到內地交換絲綢的絹馬交易一直持續不斷。公元6世紀中葉，最初的起源地在準噶爾盆地以北的突厥人由土門建起突厥汗國。《周書·突厥傳》載，突厥汗國各部都組織了商隊，“相率貢馬萬匹”，遠渡流沙與內地進行了絹馬交易。西突厥可汗還幾次以派使節為名，組成商隊，由中亞經高加索西行，到達東羅馬都城，直接同東羅馬做絲綢交易。

到15至17世紀，草原商隊從中原運回草原最多的貨物，除絲綢之外，還有茶葉和大黃。茶葉中含有芳香油，能溶解脂肪，起消食、提精、清腦作用。品質優良的野生大黃，產于甘肅和青海。大黃能“調中化食，安和五臟”，有多種醫藥功能。草原游牧民族因食牛羊肉和奶制品較多而易上火壞胃，茶和大黃便成為他們不可缺少的清熱、解毒、健胃的飲料。在中世紀歐洲，茶是昂貴的奢侈品，大黃被視作包治百病的靈丹妙藥。《明史·食貨志》就談到：“故唐宋以來，行以茶易馬法。”英國學者李約瑟也在《中國科學技術史》里說：“大黃似乎另有它自己特殊的商路，經由里海以北的各部落而進入西方。”

17世紀至18世紀中葉，天山南北曾受準噶爾蒙古貴族的統治。當時，天山以北的蒙古、哈薩克等游牧民族與清朝的貿易基本上靠準噶爾商隊來進行。準噶爾商隊有時達數千人，在草原古絲路上往來不絕。即使清與準噶爾因戰爭使官方貿易受阻時，商隊在民間的貿易活動也沒有停止過。這種商隊有“官辦”和“商辦”兩種。“官辦”的由清政府直接以庫銀及庫貯的絲綢、茶葉、布匹等與之兌換。“商辦”的由政府召集富商大賈包攬買賣。據清檔案記載，準噶爾商隊的貿易除供應準噶爾蒙古哈薩克等民族之外，還有一小部分銷往俄羅斯。18世紀中葉，清政府打敗了準噶爾貴族，統一了西域。從此，草原商隊與內地的商業往來更加暢行無阻。

自古代起，往來于草原古絲路上的商人一直享有相當高的榮譽地位。如《舊唐書·突厥傳》記載：“頡利每委任諸胡，疏遠族類，胡人貪冒，性多翻覆，以故法令滋彰，兵革歲動，國人患之，諸部攜貳。”可見突厥統治者結交了一大批西域商人。這批商人甚至取得了可汗的信任，參與以至左右了突厥最高統治者集團的決策，影響著突厥政權的政治和突厥人民的生活。再如，在13至14世紀蒙古貴族統治哈薩克草原時代，商人曾是可汗的“商業代理人”或“合股商人”，金帳汗國統治者常把派遣使節和商團放在同等地位。

(3) 巴扎與巴扎天。巴扎，即街或集市，原是波斯語。明代陳誠、李暹合著的《西域番國志》記述哈烈(今阿富汗赫拉特)“鄉村多立圩市，凡交易處名把咱兒”(即“巴扎”)。每七日一集，以易有無，至暮俱散”。新疆突厥語各民族多借用“巴扎”一詞，包括新疆的漢族人也常采用此音譯。中亞的謝熱甫丁·艾里·葉孜迪(約1360～1440)的歷史小說《艾米爾·鐵木爾演義》中多次提到巴扎。看來，“巴扎”一詞最遲于元代已在中亞民族的語言中流行了，而此類貿易活動早在公元前就已出現。

巴扎的其中一個含意，是指設在人口聚居的城鎮中進行商業交易的街市。這種巴扎在新疆的綠洲、草原上星羅棋布。它依據城鎮的大小、規模，各有不同，像烏魯木齊高樓大廈林立的大十字可稱為巴扎，而僅有幾家店鋪的村鎮也可稱為巴扎。有些巴扎的整個街市上架有蓬蓋，以遮陽光，風雨。里面有貨攤，也有各種商店、肉鋪、馕坊、飯館等等。然而，最熱鬧又有特色的還屬《西域番國志》談到的“每七日一集”的巴扎。這種巴扎多在綠洲的小市鎮上按周期進行。人們將進行這種“朝集晚散”巴扎的那一天稱作“巴扎天”。巴扎天的周期也同哈烈一樣，多為七天一輪。但也有一周有兩個巴扎天的，如烏什每逢星期一、四都是巴扎天。每逢巴扎天，天剛破曉，廣大農牧民便有的步行，有的騎驢馬，有的坐車，從四面八方涌向巴扎。巴扎立時如同燒開的鍋一樣沸沸揚揚，熱鬧異常。貨攤常常沿街道擺成一字長蛇陣向遠方延伸，一般可以擺滿幾條街。還分別有瓜果巴扎、牛羊肉巴扎、布匹服裝巴扎、地毯巴扎、帽子巴扎……當地的土特產，手工業產品應有盡有，連中亞、西亞等地運來的貨物也隨處可見。巴扎天最引人注目的是農牧民們拿來的自產自銷的農副產品。比如，新疆是“瓜果之鄉”，每當夏秋季節的巴扎天，瓜果巴扎上總會停滿一輛輛裝滿瓜果的馬車、驢車，甜瓜、西瓜堆得像一座座小山，杏子、桃子、梨子、蘋果一筐筐，一袋袋排成長龍，使人眼花繚亂，不知選那個好。老鄉們常會請你蹲在他的筐前，任你選吃桃子、杏子。等你吃夠，他按你吃下的杏核，桃核的數量，隨便收你點錢。有的小青年淘氣，邊吃邊藏起一桃核、杏核，憨厚、樸實的老鄉總是睜一眼，閉一眼，從不計較。進行集市貿易活動的巴扎，為活躍新疆的城鄉市場，為滿足群眾生活需要發揮了很大作用。新疆綠洲上的每一個人，都喜歡巴扎，離不開巴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