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不同于定型和類型

賀拉斯(公元前65—公元8)，生活于羅馬文學的“黃金時代”，即所謂的奧都斯都時代，和大詩人維吉爾同時。他自己也是個有才能的詩人。他的《詩藝》在中世紀被奉為詩學的經典，奠定了古典主義的理論的原則。

《詩藝》是賀拉斯給羅馬貴族庇梭父子論詩的一封信，在結構上，仿照希臘學者尼奧托勒密的三分法：詩意論、詩法論、詩人論。在書中，他提出古典主義的三原則：借鑒原則、合式原則、合理原則。

這些原則在當時起到了 一定的作用，幫助英、法、德文學澄清了無政府狀態，使文藝創作有規則可循。但令人遺憾的是這些原則一旦成為教條，就約束著詩人的創造力，阻礙文學的發展。比如他對于人物性格的看法，在他看來，性格有兩種，一種是定型的，另一種是類型的。比如寫阿喀斯，“你就得把他寫成一個暴躁、殘忍的兇猛的人物，不承認一切法律，法律仿佛不是為他而設的，他要憑武力解決一切……”寫美狄亞要寫得兇狠、慓恨;這就象中國舊戲里寫曹操，就要把他寫成奸詐、狡猾的模樣。這種性格，一成不變，千秋不易，是定型的。又比如，寫兒童，就要寫他們喜怒無常的性格：寫少年，就是一味揮霍，興致勃勃，欲望無窮，而又喜新厭舊：寫成年人，就要寫他們一心只追求金錢和朋友，為野心所驅使，做事戰戰兢兢：寫老年人，就要寫他們因循茍且，頑固執拗。由此可見，賀拉斯所說的是同類人物的共性，是同類人物普遍性的性格，是類型化的。

所以，賀拉斯所謂的性格不是定型便是類型，而不是“典型性格”。我們說典型性格既是一定人群的代表，也是特定的個別的人;這就是說，既有鮮明、生動的個別性，又有某種社會意義的普遍性，是這兩者的有機的統一。如果按照賀拉斯的定型化和類型化，那么必然會導致束縛藝術家的創作自由，抹殺作品中人物的個性色彩，導致人物形象的千篇一律和人物形象的臉譜化。賀拉斯由于時代的限制，在這一點上沒有意識到，恐怕是《詩藝》遺憾之所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