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文化·豐富深邃的學術思想成果

安徽歷史上學術思想比較發(fā)達，哲人與學者代不乏人。最早的思想家當推出生在穎上(今安徽穎上)的春秋時代齊國著名的政治家管仲。在鮑叔牙的推薦下，管仲被齊桓公任命為卿，輔佐齊恒公對內外政策進行了一系列改革，使齊桓公在“尊王攘夷”的口號下，“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成為春秋時期的第一個霸主。管仲有一整套治國方略，他主張按照土地肥瘠分等征收賦稅，設立鹽官、鐵官，運用政府的力量發(fā)展鹽鐵業(yè)，鑄造和管理貨幣，調劑物價。他將國都劃分為十五士鄉(xiāng)和六工商鄉(xiāng)，分鄙野為五屬，設各級官吏管理，并以士鄉(xiāng)的鄉(xiāng)里組織為軍事編制。他主張按照才能高低授予官職，庶民中有人才也要予以選用，杰出者可位列上卿。他不尚空談，主張給百姓以實利，提出“倉廩實而知禮節(jié)，衣食足而知榮辱”的著名論斷，認為富足的生活是高尚的道德的基礎。他很重視倫理道德的社會作用，把禮、義、廉、恥視為治國之四維，認為四維不張，國家就會走向滅亡。現存《管子》八十六篇，乃是托名之作，從其內容看，當屬戰(zhàn)國時齊國稷下學者的著作總集，當然里面也存有管仲的一些遺說。

沛國相(今淮北市)人桓譚，是東漢初年的著名思想家，著有《新論》二十九篇。在政治上，桓譚提倡儒家王道，主張先清除禍害百姓者，使百姓豐衣足食，然后用禮儀教化百姓，用刑罰約束百姓，使百姓去惡就善。他認為商賈是不耕而食的寄生者，應崇本抑末，限制商賈的政治特權。他強調要招攬和重用賢才，認為國家興亡在于政事得失，而政事得失則取決于當政者是否賢明。東漢初期，讖緯迷信十分盛行，最高統(tǒng)治者極力利用讖緯迷信鞏固自己的統(tǒng)治。桓譚對讖緯迷信進行了激烈的批駁，認為都是奇怪虛誕之事，無益于政道。他還指出，災難的發(fā)生，怪異現象的出現，“天下所常有，無世而不然”(《譴非》)，沒有什么可奇怪的，只要統(tǒng)治階級能修德、善政、省職、慎行以應之，災異就會消亡而轉禍為福。在形神觀上，他認為精神是依賴于形體的，形體對精神起決定性作用。如果用燭與水作比喻，精神居于形體之中，就像火之點燃蠟燭，蠟燭沒有了，火也不能獨行于虛空，精神不可能脫離形體而獨立存在。桓橝的觀點，對東漢王充、南朝范縝這兩位杰出的無神論者的思想，有重大影響。

魏晉時期，玄學盛行。沛國譙(今亳縣)人夏侯玄是三國魏玄學家。他自少知名，時稱“四聰”之一。正始年間，他與何晏、王弼等人倡導玄學，開一代風氣。在哲學上，他認為“道”或“無”是天地萬物的根本，“天地以自然運，圣人以自然用。自然者，道也”(張諶《列子·仲尼注》引)。當時的思想家們把社會政治問題提升到哲學世界觀高度，圍繞“名教”與“自然”的關系展開爭論。所謂名教，是指以正名定分為主的禮教，而自然是指萬物非人為的本然狀態(tài)，指人的自然本性和自然情感。在這方面，夏侯玄主張自然高于名教，君親上下出于自然，而非名教。夏侯玄原有文集三卷，大多散佚，今僅存《樂毅論》《時事議》等數篇。與夏侯玄同時稍晚的譙國铚(今宿縣)人嵇康，是三國魏晉玄學的代表人物之一，有《嵇康集》行世。司馬氏專權后，他與阮籍、山濤等七人隱居山陽(今河南修武縣境)竹林，被稱為“竹林七賢”。在自然觀上，嵇康主張元氣自然論，認為元氣中包含陰陽兩個對立面，陰陽的變化推動了人和萬物的發(fā)生。在形神關系上，他認為形神互相依賴，提倡修神養(yǎng)神的養(yǎng)生學說。在心物關系上，認為聲音和人的思想感情是不相關的，同一音樂可以引起不同的感情，音樂本身并無哀樂可言，只是一種客觀的音調。在認識論方面，他強調理性的判斷，反對只憑記誦傳聞以及一般的感性直觀。在“名教”與“自然”的關系上，他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主張，提倡超出名教的束縛，回歸自然。在社會政治觀上，他提倡無為之治，認為這樣方能使社會達到完美和諧的境界。嵇康的思想在他的行為中也鮮明地體現出來，他崇尚風流，不堪流俗，“輕賤唐虞而笑大禹”，“非湯武而薄周孔”(《與山巨源絕交書》)。最終以“言論放蕩，非毀典謨”的罪名為司馬昭所殺。與嵇康同為“竹林七賢”之一的劉伶是沛國(今濉溪西北)人，亦主張無為，“常以細宇宙齊萬物為心”(《晉書·劉伶?zhèn)鳌?，蔑視禮法，放浪形骸，著有《酒德頌》，宣稱自己“唯酒是務，焉知其余”。

南北朝時代，是佛教在中國大發(fā)展的時期，因果報應學說和神不滅論得到許多人的信仰。譙郡铚(今濉溪)人戴逵是一位著名畫家，也是一位與佛教思想作斗爭的思想家。他撰寫了《釋疑論》等文章，與當時的名僧慧遠等反復辯論，對因果報應思想進行駁斥。他認為“人資二儀之性以生，稟五常之氣以育”，性有長短，氣有精粗，因此表現出壽夭、賢愚的差別。他列舉了歷史上的一些事例，如堯、舜是圣王，卻生下丹朱和商均這樣的不肖之子，顏回是著名賢者，卻短命早死，比干忠正，即遭刑戮，張湯殘酷，卻子孫發(fā)達等等，說明好人不一定有好報，惡人不一定有惡報。他對神不滅論和輪回說也持批判態(tài)度，認為生命知覺是以氣為基礎的，就如火的燃燒以柴為基礎一樣，沒有柴，火就會滅，人無了氣，自然也就不再有知覺生命。

兩宋時期，理學崛起。壽州(今壽縣)人呂希哲少學于胡瑗，后與著名理學家程顥、程頤、張載等交游，對理學頗有體會，撰寫了《發(fā)明義理》《傳講雜記》等。從孫呂本中與程門大弟子游酢、楊時、尹焞等交游，并保持了研究中原文獻之學的呂氏家風，成為南宋著名學者，著有《春秋解》《西垣童蒙訓》《公舍人官箴》等，他勤于思索，“以窮理盡性為本”(《宋元學案·紫微學案》)，在學術上主張融合不偏，“德無常師，主善為師”。他推崇《孝經》《論語》《中庸》《大學》，以為只要先熟讀這幾種經典，然后遍求諸書，必有所得。休寧人程大昌雖不以理學名，但篤于學問，于古今事無不考究，著有《禹貢論》《易志通言》《考古篇》《演繁露》等。

徽州有“程朱闕里”之稱，被視為理學的故鄉(xiāng)，北宋程頤兄弟是理學形成期的重要人物，他們的籍貫是河南洛陽，但徽州人卻一致認為洛陽是一支程氏族人幾經遷徙后的僑居地，二程的真正故鄉(xiāng)是歙縣黃墩。如果說，二程與徽州的關系有些撲朔迷離的話，那么，作為理學集大成人物的南宋著名學者朱熹雖出生于福建建州尤溪(時其父朱松任建州尤溪尉)，其祖籍卻確確實實是徽州婺源。婺源民國時期劃歸江西，南宋時期卻是徽州六縣之一，長期以來，一直是徽州文化區(qū)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朱熹曾三次回故鄉(xiāng)省墓，每次都逗留數月，進行講學活動，從學者眾多，在徽州有名的弟子有十二人，即婺源的程洵、滕璘、滕琪、李季，績溪的汪��，歙縣的祝穆、吳㫤，休寧的程先、程永奇、汪莘、許文蔚，祁門的謝琎。朱熹之學在徽州的影響極大，清人曹振鏞在《重修府學記》中說：“自宋、元、明，迄今數百年，江以南士之私淑文公，能于學校自表見者，必推我新安。”連徽州商人在各地建立的會館中，也必供奉朱子牌位。

南宋時期，安徽還出了一位著名禪師宗杲。他是宣州寧國人，俗姓奚，十二歲出家，十七歲受具足戒。初謁曹洞宗諸名宿，后到汴京(今河南開封)天寧寺參拜臨濟宗楊岐派僧人圓悟克勤，得其印可，克勤還以所著《臨濟正宗記》付之。宗杲游歷各地，倡導克勤禪法，盛極一時。因奉詔住臨安(今浙江杭州)徑山，世稱“徑山宗杲”，后被賜號“大慧禪師”，死后謚“普覺禪師”。宗杲通過自己的努力和影響，使臨濟宗重新復興。在禪學方面，他的最大貢獻是反對“默照禪”，提出“看話禪”，即從公案中提出某些語句作為“話頭”參究。他曾集先師語錄公案編為《正法眼藏》，“不分門類，不問云門、臨濟、曹洞、溈仰、法眼宗，但有正知正見可以令人悟入者，皆收之”，體現了一種融匯禪宗五家的傾向。他自己的言論被編為《大慧普覺禪師語錄》《法語》《普說》《宗門武庫》等。

元代，徽州著名學者有陳櫟、鄭玉、趙汸、朱升、汪克寬等。陳櫟是休寧人，少通經史，后閉門教授，足跡不出鄉(xiāng)里。他著有《四書發(fā)明》《尚書集傳纂疏》《禮記集義》等書，發(fā)揮補正朱熹學說。鄭玉是歙縣人，因講學于師出書院，人稱師山先生，著有《鄭師山文集》等。朱元璋的部隊攻占徽州后，他堅決不事二姓，自縊而死。在思想上，鄭玉推尊朱熹為儒家道統(tǒng)正傳，繼承和維護朱熹的理本體學說，認為自太極而陰陽五行以至天地萬物化生，都不外是理為主宰的氣化過程，是理的流行發(fā)用。不過，鄭玉雖然崇尚程朱理學，但對陸學亦不排斥。在他看來，“陸子之質高明，故好簡易;朱子之質篤實，故好邃密”(《宋元學案·師山學案》)，兩者在根本宗旨上是相同的，但各有所長，也各有所弊。他主張以朱學為基礎，吸收陸學的“簡易”之說，以補朱學后學之弊。趙汸是休寧人，因晚年隱居東山，人稱東山先生，著有《春秋集傳》《左氏補注》《師說》等。為學宗程朱理學，認為《春秋》是圣人經世之書，而對三傳皆有異議，以為《左傳》是“常主史以釋經”，《轂梁傳》《公羊傳》是“常據經以生義”，提倡“史主實錄而已”。朱升亦是休寧人，人稱楓林先生。朱元璋攻克徽州后，朱升受到召見，向朱元璋提出“高筑墻，廣積糧，緩稱王”的策略，被朱元璋采納。朱升自幼好學，未嘗一日釋卷，著有《尚書旁注》《楓林集》等書。汪克寬是祁門人，致力于經學，對《春秋》《禮》《易》《詩》等均有研究，尤精《春秋胡傳》，通音訓，著有《春秋胡傳附錄纂疏》《程朱易傳音義考》《禮經補逸》《環(huán)谷集》等。長期在宣城(今宣州市)、歙縣等地教學，弟子甚眾。明洪武初聘至京師，參與《元史》纂修工作，書成還鄉(xiāng)。

明代，王守仁倡良知之說，心學大盛。定遠人萬表從學于王守仁的弟子錢德洪。從其所著《鹿園語要》來看，萬表學宗王守仁而究竟于禪學。他為學特重格物，但他所說的格物不是要研究體察客觀事物，而是要“格其心之物”，他認為人心本來具足，但因情欲意見所蔽，晦暗不明，要通過格除心中之物，掃蕩一切物念，使心“不為一切情景所轉，如鏡照物，鏡留無物”，融識歸真，反情還性，顯露和保持其真空虛無的本來面貌。明末桐城人錢澄之則不滿意于心學的看法，他為學初從邵雍，講求象數，兼及義理，而實以朱熹為宗。他著有《田間易學》《田間詩學》等，認為河圖、洛書皆因《易》而生，而非《易》由河圖、洛書而作。

明代后期，安徽又出了一位飽學的高僧，這就是與云棲祩宏、紫柏真可、蕅益智旭并稱為明代“四大高僧”的憨山德清。他是安徽全椒人，俗姓蔡，名德清，字澄印。十九歲出家。后云游各地，至五臺山，見憨山奇秀，遂取為號。他曾從華嚴、唯識、禪宗諸派名僧學習，在思想上對內融合禪、教、凈，對外則調和儒、釋、道，可謂諸宗皆通，內外皆通，但又不入于一宗一派，為后世學者佛教之濫觴。他提出：“為學有三要，所謂不知《春秋》不能涉世;不精老莊，不能忘世;不參禪，不能出世。”(《憨山老人夢游全集》卷三九)這是對宋明以來社會意識形態(tài)結構的精辟概括，又是對中國士大夫文化、心理結構的深刻分析。憨山著作宏富，有《法華經通義》《華嚴經綱要》《圓覺經直解》《大乘起信論直解》《道德經解》《莊子內篇論》，以及門人匯編的《憨山夢游集》《憨山語錄》等，這些著作都編入《憨山老人夢游全集》中。

明清之際，桐城方以智是聞名遐邇的大學者，卓越的思想家，一生筆耕不輟，著述宏富，有《物理小識》《通雅》《浮山文集》《東西均》《岑外稿》《易余》《藥地炮莊》《青原志略》《愚者智禪師語錄》《一貫問答》等。方以智出生在一個“四世傳易”的家庭，曾祖父方學漸著有《易蠡》，祖父方大鎮(zhèn)著有《易意》，父方孔炤著有《周易時論》，他自己則著有《易余》。方學漸、方大鎮(zhèn)基本上是沿襲以義解《易》的傳統(tǒng)路數，至方孔炤則轉而研究象數學，他曾因事與著名學者黃道周一同關在獄中一年零八個月，二人無日不講《易》，探研象數學之精蘊。方以智與其父一樣，精研象數學，其易學思想也受到黃道周很大影響。習《易》之外，方以智博覽深思，“凡天文禮樂，律數、聲音、文字、書畫、醫(yī)藥，下逮琴劍、技勇，無不析其旨趣”(《桐城耆舊傳·方以智傳》)，既精通中國傳統(tǒng)自然科學，又熟悉當時剛傳入的西方近代科學。這樣，方以智以《易》為綱宗，通古今，匯中外，構造了一個博大精深的思想體系。他將學術分為“質測”和“通幾”，質測之學的研究對象是悠久廣大、無所不包的客觀物質世界，相當于今天所說的實證科學或自然科學;通幾之學是研究事物變化的內在必然性或根據，相當于今天所說的哲學。在他看來，質測之學與通幾之學有著本質聯系，“質測即藏通幾”(《物理小識· 自序》)，“通幾護質測之窮”(《愚者智禪師語錄·示中履》)，“不可以質測廢通幾，不可以通幾廢質測，或質測，或通幾，不相壞也”(《物理小識·總論》)。也就是說，一方面自然科學中包含了哲學認識方法論，另一方面是哲學認識方法論指導自然科學的進一步深入，兩者相輔相成，不可偏廢。在哲學方面，方以智也提出不少富有創(chuàng)見性的思想，如在宇宙本質問題上，他提出“盈天地間皆物”的命題，否定了神造說;提出“一切物皆氣也，空皆氣所實也”，還認為氣的表現形式是多樣的，其本則歸于一，反映了他關于物質存在方式多樣性的思想;將氣、形、聲、光概括為“四幾”，認為這是氣的四種表現形式，反映了他關于物質和運動不可分以及物質永恒地處于“流轉”之中不死不生的思想;在宇宙存在方式問題上，提出“宙輪于宇”的命題，表達了時間和空間是宇宙萬有的存在方式的思想，認為包括人在內的宇宙萬有都處在“無刻有停”的運動變化中，運動的根源在于“火”，“氣動皆火，氣凝皆水”，直是一氣而水火兩行交濟，反映了他關于矛盾相交相因、矛盾主要方面決定事物運動變化方向的辯證思想;在認識論上，提出“心物交格”，“知至而以知還物”，強調理論和實際的關系。

清代，安徽學術思想進入空前未有的大發(fā)展時期，名家輩出。有清一代眾多的學術思潮、學術流派中，考據學無疑占據著中心地位，最能反映清代學術思潮的特征。由于考據學家據崇漢儒樸學風尚，專力于訓詁、辨?zhèn)危士紦W被稱為“漢學”。對于考據學的發(fā)展，安徽人做出了重大貢獻。寄居浙江仁和(今杭州)的桐城人姚際恒生活在清初考據學形成時期，在這種學術新思潮的影響下，他在泛觀百家之書的基礎上，專事于經學，攻偽古文，對漢儒經傳，由懷疑進而考據辨正。他費時十四年，寫成《九經通論》，惜不見傳世。他撰寫了《尚書通論辨?zhèn)卫芬粫c著名考據家閻若璩同時辨《古文尚書》之偽，持論多不謀而合，識者謂其功力不在閻氏之下。他所撰寫的《古今偽書考》，列經、史、子各類偽書數十種，如《易傳》《古文尚書》《毛詩序》《周禮》《大戴記》《孝經》等多為儒家著名典藉，盡判為偽，所斷雖未必盡當，然足以破惑啟迪，受到學者稱道。他還寫有《詩經通論》，主張廢毛詩《序》。其他著作，尚有《庸言錄》《好古堂書目》等。

乾隆、嘉慶時期，考據學發(fā)展達到鼎盛，作為其標志的，就是戴震及其開創(chuàng)的皖派漢學的出現。戴震是徽州休寧人，青年時代就學于婺源江永。江永博通古今，專心于十三經注疏，長于比勘、步算、鐘律、聲韻，尤精于《三禮》，著有《禮經綱目》《周禮題義舉要》《禮記訓義擇言》《律呂闡徽》《律呂新論》《回聲切韻表》《音學辨微》《近思錄輯注》等，對后代學者影響頗大，清廷三禮館訂定《三禮義疏》，秦蕙田撰《五禮通考》，無不參考其著作，吸收其觀點。跟隨江永學習這段經歷，使戴震在治學風格上，受江永很大影響。戴震博聞強記，對天文、數學、歷史、水利、地理等均有精湛研究。他精通古音，在繼承發(fā)展顧炎武、江永音韻學的基礎上，創(chuàng)古音九類二十五部之說及陰、陽、入對轉的理論。他又精通名物訓詁，從文字、音韻、訓詁入手探求古代經典的義理。戴震在各方面的成就，使他卓然成為考據學上的一代宗師，被視為乾嘉學派的集大成者。戴震不僅是杰出的考據大師，還是一位卓越的思想家。在本體論方面，他認為陰陽五行之氣是宇宙萬物的本原，而道則是指陰陽五行之氣的物質變化過程。針對理學家的“道”(理)為形而上、“器”(氣)為形而下的說法，戴震提出新的解說，認為“形而上”是指成形之前，“形而下”是指成形之后，二者表達的是氣化流行的不同形態(tài)和不同階段，程、朱在陰陽氣化之上、之外設置一個“道”(理)的精神本體，是從佛、道那里借取過來的，有違儒家的本意。戴震認為程、朱把“理”從“氣”中分離出來，看作萬事萬物的主宰，是荒謬的，提出“理者，察之而幾微必區(qū)以別之名也，是故謂之分理”(《〈孟子〉字義疏證》卷上)，即主張“理”是氣化過程中的條理，是分析具體事物相互區(qū)別的質的概念。在認識論方面，戴震發(fā)展了唯物論的認識論，主張“有血氣，夫然后有心知”(《原善》卷中)，強調人的認識作用是以人的生理機構為基礎的。他認為，人的認識并非上天給予，而是通過后天的學習得來的，人的感官與外物接觸的結果產生感覺或感性認識，而要達到對事物的深入了解和本質屬性的認識，還必須依靠理性思維。在倫理觀方面，戴震批判了程、朱把“理”、“欲”截然對立的觀點，用氣一元論的自然觀和“血氣心知”為內容的自然人性論，闡明自己的“理存于欲”的主張，并認為“理”、“欲”二者是統(tǒng)一的，“欲”是自然，“理”是必然，必然是自然的完成，而“理”是出于“欲”，是“欲”的適當的調整，不能離開人的自然的感情欲望而空談道德義理，“圣人之道”就在于“使天下無不達之情，求遂其欲而天下治”(《戴震文集》卷九)。他發(fā)出“人死于法，猶有憐之者，死于理，其誰憐之”(《孟子字義疏證》卷上)的吶喊，對程、朱理學“以理殺人”的兇殘的一面予以揭露。戴震著作富贍，有《原善》《原象》《〈孟子〉字義疏證》《聲韻考》《聲類表》《方言疏考》《詩經補注》《毛鄭詩考證》等，后人編為《戴氏遺書》《戴震集》等。

在徽州歙縣，與戴震約略同時，出現了金榜、洪榜、程瑤田等著名學者。金榜亦曾師事江永，與戴震相友善，邃于經學，以治三禮著稱，學宗東漢鄭玄。提倡“不信亦非，悉信亦非”的治經方法。他著有《禮箋》，博采擷要，對古代天文、地域、田賦、學校、廟堂、車旗、器服等皆有考證，著名學者朱珪為之作序，極贊“詞精義核”。洪榜與戴震、金榜皆有交往，平生服膺戴氏，論學多受其影響。當時戴震《〈孟子〉字義疏證》刊行后，因其討論義理，與專事考證訓詁的漢學宗旨不合，引起許多崇尚考據的學者不滿，很賞識戴震才學的朱筠也認為此書“空談義理，可以無作”(章學誠：《章氏遺書》卷三)，洪榜卻極力捍衛(wèi)戴震的義理說，認為戴氏義理說是比名物訓詁更重要、更可傳的成就，曾與朱筠往復辯論，考論戴學得失，頗多中肯之言。洪榜勤于治學，惜著作多未完稿，僅遺有《周易義說》《四聲韻和表》《初堂遺稿》等數種。程瑤田少與戴震、金榜俱從學于江永，讀書好深沉之思，于義理、訓詁、制度、名物、聲律、象數，無所不究。治學精謹，每考一物說一字，援據經史，疏通證明，融會鉤稽，不拘泥傳注。所著《儀禮喪服文足征記》，糾正東漢鄭玄注《禮》之失，《禹貢三江考》則訂正北魏酈道元《水經注》之誤。其他著作尚有《宗法小記》《釋宮小記》《考工創(chuàng)物小記》《水地小記》《數度小記》《論學外篇》等，統(tǒng)名《通藝錄》，人謂非讀書數十年之功不能成，亦非讀書數十年之功不能讀。

歙縣凌廷堪比洪榜時代稍晚，未能親承江永，戴震講席，但對江永、戴震十分推崇，自稱私淑弟子。在《戴東原先生事略狀》中，他稱述戴震之學說：“先求之于古六書九數，迷乃求之于典章制度，以古人之義，釋古人之書，不以己見參之，不以后世之意度之，既通其辭，始求其心，然后古圣賢之心不為異學曲說所汩亂，蓋孟、荀以還所未有也”(《校禮堂文集》卷三五)。他自己也循此路數治學，究心經史，于六書、歷算及古今疆域之沿革、職官之異同，無不通達考辨，尤深《禮》學。他治學不拘于文字訓詁，而致力于創(chuàng)通條例，闡發(fā)大義，由此也可看出戴震對他的影響。與洪榜一樣，他非常推崇戴震的義理之學，宣稱“《原善》三篇、《〈孟子〉字義疏證》三卷，皆標舉古義以刊正宋儒，所謂由故訓而明義理者，蓋先生至道之書也”。

由于戴震以及江永、金榜、洪榜、程瑤田等皆為安徽人，這一學派被稱為“皖派”。另一些著名學者，如段玉裁、王念孫、王引之，雖非安徽人，但或是戴震的學生，或推崇戴震的學說，亦被公認屬皖派之列。“皖派”與江蘇元和人惠棟開創(chuàng)的“吳派”是乾嘉漢學的兩個流派。吳派在治經研史方面成績不小，但泥古不化，唯漢是遵而不論是非，缺點也很突出，正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三十九的評論所說，“其長在博，其短亦在于嗜博;其長在古，其短亦在于泥古”。皖派治學深邃，條理細密，斷制謹嚴，注重求是求真。章太炎曾論述兩派區(qū)別，謂吳派“其學好博而尊聞”，皖派則“綜形名，任裁斷”(《訄書》第十二)。從學術規(guī)范的角度來看，應該說皖派比吳派要成熟，可視為乾嘉漢學發(fā)展的高峰。

宋代朱熹、陸九淵、葉適、陳亮、呂祖謙等各具特色的思想，在清代均有繼承者，這些人的學說被統(tǒng)稱為“宋學”，與尚考據的“漢學”相對。考據學派在其形成和發(fā)展過程中，不斷遭到宋學家的攻擊。有趣的是，安徽人開創(chuàng)了漢學中的“皖派”，而在宋學陣營中，以桐城派為代表的安徽人也是中堅力量。桐城人方苞擅長作文，開創(chuàng)了桐城文派，亦勤于治學，精《春秋》《三禮》，推崇二程、朱熹，提倡倫理名教。同邑姚范私受方苞的論學主張，志于研經，曾向侄子姚鼐傳授經學。姚鼐在強勁的考據學風的影響下，倡導義理、考據、詞章并重，承認考據學有一定作用，但又極力推尊宋儒，對戴震摒棄程朱、直接孔孟十分不滿，指斥戴震“欲言義理以奪洛閩之席，可謂愚妄不自量之甚矣”(《惜抱尺牘》卷六)。在他看來，“先儒洛閩以來，義理之學，尤為維持世道人心之大，不可誣也”(姚瑩《東溟文集》卷六《惜抱先生行狀》)。姚鼐的弟子方東樹稟承家學，中歲研究義理，最服膺朱熹之學，他不滿于顧炎武、萬斯大、江藩等人崇尚考據，與宋儒為水火，便撰寫《漢學商兌》一書，反對乾嘉時期盛行的漢學，自稱“余生平讀書，惟于朱子之言為獨契，覺其于孔孟無二”(《漢學商兌三序》)。該書摘錄漢學家閻若璩、胡渭、惠棟、戴震、錢大昕、焦循、江藩等人的言論，一一辯駁抨擊，指責漢學家蔽甚識陋、破碎穿鑿、害道誤國，猶如洪水猛獸。該書許多言論是針對戴震而發(fā)的，攻擊戴震之論率皆“邊見邪見”，“大為學術人心之害”，詆毀戴震“畏程朱檢身，動繩以理法，不若漢儒不修小節(jié)，不矜細行，得以寬便其私，故曰宋儒以理殺人”。方東樹之論雖跡于謾罵，也并非毫無價值，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認為《漢學商兌》“為清代一極有價值之書，”“其書為宋學辯護處，固多迂舊，其針砭漢學家處，卻多切中其病。”在此書影響下，此后治漢學者頗欲調和漢宋，阮元所著《性命古訓》就是其體現。

嘉慶、道光、咸豐時期，安徽又出現了一些頗有成就的學者。黟縣人俞正燮博覽群書，平生除致力于經義外，于史學、諸子、天文、輿地、醫(yī)方、星相以及釋道之說，無不探究，淹博為當時之冠。論事有識見，主張經世致用，反對自古相傳的重男輕女之見，提倡男女平等。著有《癸巳類稿》《癸巳存稿》《說文部緯校補》《海國記聞》等。涇縣人胡承珙究心經學，精研小學，熟于《爾雅》《說文》，尤其精通《毛詩》。他撰寫《毛詩后箋》一書，主述毛義，除注疏外，于唐、宋、元諸儒之說，及清人論《詩》之作，無不廣征博引，剖析名物訓詁，在《毛詩傳》本文前后會出指歸，并從西漢前古書中反復尋考，貫通詩義，證明毛旨。該書凡四易其稿，但未能最終完成，由論學之友陳奐續(xù)成。又著《〈小爾雅〉義證》，證明世所謂偽書的《小爾雅》為真本。其他著作，有《儀禮古今文疏義》《求是堂詩文集》等。績溪人胡培翚曾主講于鐘山、惜陰、涇川等書院，承傳祖父胡匡衷之學，又曾師事凌廷堪，胡承珙及山東棲霞著名學者郝懿行的遺著皆賴其刊行。他初治《毛詩》，后專力研究《三禮》，認為唐賈公彥疏解《儀禮》，多有失誤，于是積四十余年之功力，撰寫《儀禮正義》，考訂精詳，很受學界重視。此書未最終完稿，由其弟子楊大堉續(xù)成。其他著作，有《燕寢考》《褅袷答問》《研六室文鈔》等。績溪人胡秉虔研究經學，恪守漢儒家法，尤其擅長聲音訓詁之學。所著《說文管見》，列說文引經佚文佚句考，古音分部次第一字兩句重文篆隸之變諸條;就各字疏通證明，并及假借義例;辨許氏序徐氏系傳新附十九字等;發(fā)明古音古義，多獨得之見。又著《古韻論》，辨江永、戴震、段玉裁、孔廣森諸家之說，窮源竟委，存是去非。其他著作有《周易小識》《卦本圖考》《尚書敘錄》《漢西京博士考》等。桐城人馬瑞辰曾講學于白鹿洞、嶧山、廬陽等書院，精研經學，撰寫了《毛詩傳箋通釋》，以魯、齊、韓三家今文詩學辨其異同，以全經明其義例，以古音、古義證其訛互，以雙聲、疊韻別其通假，有一定學術價值。旌德人姚配中博覽經史，尤深于《易》，推崇張惠言所撰《周易虞氏義》等書，以為研究群說，鄭玄最優(yōu)，苦其簡略，寫成《周易參象》，推求其義，又為論說其通義，冠于編首，題曰《周易姚氏義》。還認為《月令》一書，是先王體天御世之大經，其義一皆本于卦氣，于是撰寫《月令箋》，接著又總其要旨寫成《月令說》，最后合為《周易通論月令》。其他著作，尚有《書學拾遺》《琴學》《智果心成頌注》等。當涂人夏炘擅治《詩經》《禮經》，對義理、訓詁、名物、文字皆能博考精研，著有《檀弓辨誣》《學禮管釋》《述朱質疑》等書。涇縣人包世臣治學則鉆出故紙堆，注重實地調查和經世致用，于農政、河工、漕運、鹽政、貨幣、戰(zhàn)守諸事，無不究心，著有《安吳四種》等。

清代后期，安徽還出現了兩位史學家。一位是當涂人夏燮，他撰寫了《明通鑒》一百卷，博覽群書，旁征博引，首尾完備，又依據司馬光《資治通鑒》體例，撰有《考異》附在正文之下，對鑒別史料和考訂史實都有參考價值。該書記事雖多以官修《明史》為標準，但亦有不少突破《明史》之處，尤其是對于南明的記述，廣泛利用野史資料，并采集了當時許多禁書的記載，對抗清志士力加褒揚。夏燮還著有《中西紀事》二十四卷，他據當時公文檔冊、奏稿函札、條約章程、邸抄文報及新聞紙等，整理了自通商以來至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為止的大批史料，揭露了西方列強的侵略行徑，歌頌了中國人民的反抗斗爭，對清政府的妥協(xié)投降頗多貶斥。該書刊行后曾遭毀版，至1871年重刊始得廣泛流傳。作者所據各書今又多不可見，對于研究清代中西交往歷史頗有參考價值。夏燮亦究心經學，精通音韻，著有《五服釋刑》《述均》等。另一位史學家是黟縣人湯球。他專攻晉史，著有《十六國春秋輯補》一百卷，以傳世《十六國春秋》為底本，以《晉書·載記》和各類書中所引之文補足，所輯大多注明出處，是研究十六國史的重要參考書。湯球還輯有《九家舊晉書輯本》，收錄了一些類書和古書注釋中的諸家晉書文字。此外，湯球還輯有《漢晉春秋》，九家《晉紀》等書。湯球亦治經學，曾輯鄭康成逸書九種。

清末，安徽產生了一位著名佛教學者，這就是石棣(今石臺)人楊文會。他自少博學能文，好讀奇書，凡音韻、歷算、天文、輿地，以及黃老莊列，無不悉心探討，領會其旨。二十七歲時在病中讀《大乘起信論》，被深深吸引，于是遍求佛經，將以前所學全部拋棄，認為末法世界，全賴流通經典，普濟眾生，于是發(fā)心刻印佛經，以廣流傳，并在南京創(chuàng)立金陵刻經處。在校勘刻印之外，他或者誦經念佛，或者靜坐默觀，往往通宵達晝。經書之外，還參考《造像量度經》及凈土諸經，聘請畫家繪成《極樂世界依正莊嚴圖》、《十一面大悲觀音像》，并搜集古時名人所繪佛、菩薩像，刊布流通。后隨曾紀澤等兩次出使歐洲，考察英法等國政治、經濟、技術等情況。在倫敦時，結識了在那里學習梵文的日本學者南條文雄。回國后，因感仕途之蕪雜，發(fā)誓不再與政界相往來。于是從日本購得小字藏經全部，閉戶誦讀。又四處搜求藏經之外的古德逸書，并寫信給南條文雄，廣求中國失傳古本。南條等贈送中國失傳經疏二三百種，乃擇其一部分刊行，編入《大藏輯要目錄》。生前總共出版大小乘佛典兩千余卷，并為日本編印《續(xù)藏經》提供佛典數百種。晚年在刻經處開設佛教學堂，名曰“祗洹精舍”，培養(yǎng)佛教人才，希望學生能漸通中西文字，為將來赴印度振興佛教作準備，弟子中有歐陽竟無、李證剛、章炳麟、譚嗣同、桂伯華、梁端甫等。去世前一年出任佛學研究會會長，定期講經。楊文會是一位精通佛典的大學者，對凈土、華嚴、禪宗、唯識及因明等都有研究，曾擬建立“馬鳴宗”，最后以凈土為歸宿。著有《大宗地玄文本論略注》《佛教初學課本》《陰符道德莊列發(fā)隱》《不等觀雜錄》等書，后由金陵刻經處編輯成《楊仁山居士遺著》，凡十冊。還曾與英國人李提摩太將《大乘起信論》譯成英文，以期向西方人宣傳佛教。

近代，安徽又產生了一位著名道教學者，這就是懷寧人陳攖寧。他是清末秀才，從叔祖學習中醫(yī)，還曾入安徽高等政法學堂學習，后改學道教。二十九歲起，歷游九華、天童、茅山、武當、嶗山等道教圣地，拜師訪友，研究修煉養(yǎng)身之術。后常居上海，研讀《道藏》，亦研究佛學。創(chuàng)辦仙學院，任教授。1936年任中華道教會會長。主編《仙道日報》《揚善半月刊》，在道教和醫(yī)學界有廣泛影響。1949年后，歷任中國道教協(xié)會副會長、會長等職。陳攖寧長期攻讀《道藏》，對道教理論和歷史有深入研究，著作有《道藏分類目錄提要并索引》《黃庭經講義》《孫不二女丹詩論》《口訣鉤玄錄》《道教起源》《中國道教史提綱》等。

在現代中國學術思想史上，陳獨秀和胡適占有重要地位，他們都出生在安徽。陳獨秀是懷寧(今安慶)人，早年留學日本，清末先在安慶組織愛國會，后出走上海，與章士釗等主編《國民日日報》，又在蕪湖創(chuàng)辦《安徽俗話報》，并任反清秘密組織岳王會會長。辛亥革命后，出任安徽都督府秘書長、安徽高等學堂教務主任。1913年參加反對袁世凱的斗爭，失敗后暫居日本。1915年返回上海，創(chuàng)辦并主編《青年》雜志，次年該雜志更名為《新青年》。陳獨秀提出“人權”和“科學”口號，向封建思想文化發(fā)起猛烈攻擊。1916年受蔡元培之邀，出任北京大學文科學長，倡導新文化，與康有為等進行激烈論戰(zhàn)。后與李大釗辦《每周評論》，宣傳新思想，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要領導人之一。1920年與陳望道等在上海組織“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同年在上海組織第一個共產主義小組，并發(fā)起成立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上，被選為總書記。后因犯了路線錯誤，1929年被開除出黨。陳獨秀一生主要是革命家和政治活動家，他的主要興趣在政治，是想喚起人民，學術思想活動不過是一種工具。陳獨秀又是一位具有豐富知識的思想家，作為新文化運動的重要代表人物，他最早積極提倡科學與民主，反對孔教、禮法和舊道德、舊文學，影響了整整一代青年。陳獨秀一生不斷寫作，著作很多，現已編有《獨秀文存》等。

與陳獨秀澎湃的激情相比，績溪人胡適要冷靜得多，盡管他常與政治脫不開干系，他主要是一位學者型人物。胡適早年肄業(yè)于上海中國公學，受嚴復和梁啟超等人影響，開始接觸西方學術文化。1910年赴美留學，入康奈爾大學農學院，后轉文學院學哲學，曾與同時留美的趙元任、任鴻雋等發(fā)起成立“中國科學社”。后轉入哥倫比亞大學，師事杜威。1917年回國，任北京大學教授，參與編輯《新青年》，發(fā)表一系列文章，反對孔教，宣傳民主與科學，張揚個性自由，又提倡白話文，發(fā)動文學革命，成為新文化運動的著名代表人物。“五四”時期，與李大釗、魯迅等發(fā)生分歧，提倡“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挑起“問題與主義”的論戰(zhàn)。1922年，與丁文江等創(chuàng)辦《努力周報》，主張“好人”政府和“省自治的聯邦制”。1925年參加段祺瑞策劃的善后會議，與孫中山倡導的國民會議相對抗。1928年，任中國公學校長，參與籌備中央研究院。1932年創(chuàng)辦《獨立評論》，宣傳西化。1938年，出任駐美大使。1946年，任北京大學校長。1948年去美國，后到臺灣，1957年任臺灣中央研究院院長。胡適自二十六歲因參加新文化運動而暴得大名，終身顯赫。他雖社會活動頻繁，但主要興趣始終在學術研究上。胡適是個敢于開風氣之先的人物，撰寫了不少開創(chuàng)性的學術著作，如1919年出版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第一次突破了千百年來中國傳統(tǒng)的歷史和思想史的原有觀念、標準、規(guī)范和通則，成為一次范式性的變革。胡適著述宏富，除《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外，尚有《白話文學史》上卷、《紅樓夢考證》《水滸傳考證》《胡適文存》《胡適論學近著》等等。

除陳獨秀、胡適之外，近現代還有一些在學術思想史上做出貢獻的安徽學者，頗足稱述。如吳承仕、王星拱、胡樸安、陶行知、洪謙等，他們致力的領域不同，但均有很高建樹。吳承仕是歙縣人，曾受業(yè)于章炳麟門下，潛心研究經學和文字音韻諸學，于群經、各史、諸子、佛經、道藏無不涉及，30年代逐步接受馬克思主義，是中國第一個用馬克思主義觀點研究經學的學者。曾參加“一二·九”學生運動，創(chuàng)辦《文史》《盍旦》《時代文化》等進步刊物，組織啟蒙學會，提出“反獨載、反盲從、反迷信”的口號。勤于著述，有《經典釋文序錄疏證》《經籍舊音辨證》《三禮名物》《尚書古文輯錄》《禮服釋例》《淮南舊注校理》等。王星拱是懷寧(今安慶)人，早年留學英國，獲理工學碩士學位。回國后投身于新文化運動，為《新青年》《少年中國》《新潮》撰稿，宣傳科學知識，反對宗教迷信。在1923年的“科學與玄學”論戰(zhàn)中，堅決站在“科學派”一方，力陳“科學萬能”，有很大影響。主要著作有《科學概論》《科學與人生觀》《什么是科學方法》《哲學方法與科學方法》等。胡樸安是涇縣人，為才子名流薈卒的“南社”前輩之一，畢生精力在于秉承乃父胡愛亭的家學淵源，嗜書如命，著述甚豐，有《太古政法考》《墨子解詁》《荀子學說》《離騷補釋》《周秦諸子學略》《歷代文章論略》《俗語典》《涇縣方言志》《樸學齋讀書記》等二十多種，又輯有《中華全國風俗志》《國學匯編》《古今筆記精華錄》等多種，涉及面甚廣。陶行知為歙縣人，在南京金陵大學畢業(yè)后，赴美留學，隨杜威、孟祿等研究教育。回國后，推行平民教育和鄉(xiāng)村教育，認為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校，學與做應統(tǒng)一，教育應為人民大眾服務。曾主編《民主》和《民主教育》雜志，主要著作有《中國教育改造》《行知書信集》《古廟敲鐘錄》等。洪謙亦為歙縣人，為現代著名哲學家，曾獲維也納大學名譽博士學位，著作有《現代物理學中的因果律問題》《石里克和現代經驗主義》《維特根斯坦和石里克》《論確證》等，譯有《未來哲學原理》，并主編有《邏輯經驗主義》等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