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晉文化·十山西的文物古跡和文化名人綜述·人文薈萃、英才輩出之鄉

具有悠久歷史文化傳統的山西地區，又是人文薈萃、英才輩出之鄉。數千年以來，在這片古老的土地上涌現出一代又一代文化名人，他們的光輝思想和業績，極大地豐富了中華民族的文化寶庫。山西地區的文化名人，屬于戰國以前的，本書已結合論述各該時代的歷史文化發展作了相應的介紹;屬于秦漢以后的，其中如民族、宗教、商業、戲曲等領域的文化名人，也已結合論述各該領域的思想內容作了相應的介紹;下面將要介紹的是秦漢以后在中國封建文化史上產生過深遠影響的山西地區部分歷史學家、地理學家、文學家、藝術家、哲學家的主要思想建樹。

其一，在歷史學領域，首先是南朝時期河東聞喜(今山西聞喜縣)裴氏家族的裴松之、裴骃、裴子野祖孫三代著名史學家群體向為世人矚目。裴松之奉南朝宋文帝之命作《三國志注》，書成之后，文帝夸贊“此為不朽矣”(《宋書·裴松之傳》)。裴注《三國志》不僅在于訓詁、釋詮，而且補其缺漏，正其謬誤，具有極高的學術價值。它開創了我國古代史注新例，發展了歷史考證學和史學批評，所以后來司馬貞作《史記索隱》，劉孝標注《世說新語》以及朱彝尊的《新五代史注》等，都沿襲了裴注《三國志》的體例，可見其影響之深遠。裴松之之子裴骃，繼承家學傳統，撰成《史記》集解八十卷，為現存最早的《史記》注本，它與唐司馬貞的《史記索隱》、張守節的《史記正義》合稱《史記》“三家注”。《集解》博采經傳百家之說，刪其浮辭，取其精要，從文字考訂、注音釋義到天文地理、名物制度、人物典故，無所不包，不僅有力地推動了《史記》的傳播，也為后世研究古代歷史提供了豐富的資料，是我國史學史上的宏篇巨著。裴骃之子裴子野，也是南朝史學界上的一顆巨星。他立志繼承祖父生前的未竟之業，撰修劉宋一代國史。當時刊行的眾多宋史中以沈約的《宋書》影響最大，之后，裴子野另著《宋略》二卷，其敘事評論之精湛深受史學界贊賞，連沈約也感嘆：“吾弗逮也”(《梁書·裴子野傳》)。有的史家甚至稱贊裴子野對歷史的評論可以同漢代賈誼的《過秦論》相匹配，可見其價值之高，意義之深。

北宋時期，籍屬陜州夏縣(今山西夏縣)的司馬光，編撰了我國歷史上最著名的編年體史書《資治通鑒》二百九十四卷，它與司馬遷的紀傳體史書《史記》相映成輝，是我國古代最偉大的兩部史學巨著，人們并稱他們為史壇上的“兩司馬”。

其二，在地理學領域，魏晉時期河東聞喜裴氏家族的裴秀，是我國古代制圖史上的偉大開創者。他的最杰出貢獻，一是創制“制圖六體”(《晉書·裴秀傳》)，首次提出了繪制地圖的六項準則，確立了地圖學上的比例、方位、距離等概念。可以說，今天地圖學上所涉及的最基本內容，除了經緯線和投影外，“六體”幾乎都全面涉及到了;從他以后，直到明代意大利人利瑪竇的《世界地圖》傳入中國之前，我國的地圖繪制雖多變化，但繪制方法基本上仍沿襲著裴秀創制的“六體”;二是依據“六體”的準則，實地編制了包括山川、河流、池沼、疆域界限、行政區域變化、城鄉聚落和水陸交通變遷等內容的《禹貢地域圖》十八篇，也因此，他是我國歷史上最早受到推崇的一位制圖名家;三是他鑒于當時的地圖《舊天下大圖》太大，不便參閱，又不精確，于是發明了方格縮制地圖法，將一幅原來“用縑十八匹”的天下舊圖，“以一分為十里，一寸為百里”的比例縮制為《方丈圖》(唐·虞世南《北堂書鈔》卷九六)，這可以說是后世流傳的小比例尺地圖的先導。總之，裴秀的《禹貢地域圖》十八篇及其《序》，系統地總結了古代制圖的經驗，匯集了豐富的古代制圖史料，為我國古代的地圖繪制開辟了新的道路，他的制圖理論和實踐，在中國制圖史上有著劃時代意義，在世界制圖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

其三，在文學領域，山西這片古老的土地曾經蘊育了大批流芳千古的詩文名家和詩文名篇，在中國文學發展史上譜寫下光彩奪目的篇章。初唐時期是中國詩歌史上由蕭條到繁榮的一個轉折，當時，通過反對統治詩壇的南朝舊詩風的斗爭，詩歌的內容和形式發生了深刻變化，涌現出一批新型詩人，他們的創作實踐，為盛唐時期詩歌的繁榮開辟了道路。其中，籍屬絳州龍門(今山西河津市)的王績便是一位佼佼者。他沖破了詩壇上宮庭詩、艷情詩的樊籬，擺脫了輕靡浮艷的舊詩風的束縛，創作了一批內容平易率真、風格純樸生動的新詩篇，從而把詩歌的題材拓展到更為廣闊的領域。尤其是他的山水田園詩，不論從思想和藝術來說，都可謂唐代山水田園詩派的先驅，為后來王維、孟浩然的山水田園詩開辟了蹊徑。

值得注意的是，王績提倡的新詩風，直接影響了初唐“四杰”中成就最突出的年輕詩人王勃。王績是王勃的叔祖父，他們二人的詩篇，不僅題材和內容而且思想情趣也頗多一致，尤其在創作風格上，他們都是為扭轉形式主義的浮艷詩風而做出杰出貢獻的著名詩人。因此，王勃可謂王績的直接后繼者，也是推動唐詩革新的重要先驅。王勃的生命歷程只有短暫的二十八個春秋，但他聰警絕眾，才華橫溢。他堅持“立言見志”的“文章之道”，主張詩文講求實用，起到“甄明大義，矯正末流”，淳化風俗，有利國家的作用(《上吏部裴侍郎啟》)。如他的五言詩句“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便是體現“立言見志”的千古絕唱;他的駢文如《滕王閣序》，尤為名垂千古的不朽篇章。

中唐時期的“古文運動”，作為古代文風、文體和文學語言的革新運動，在中國文學史上有著劃時代的意義。它反對魏晉南朝以來駢文盛行，講求排偶、辭藻、音律和典故的形式主義的浮艷文風，主張恢復先秦、兩漢文章傳統，在所謂“復古”的口號下實行文學改革，提供“文以明道”、“文道合一”、內容決定形式的新文風。古文運動對我國文學、特別是文學散文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它不僅有力地打擊了風靡三百年的綺麗柔弱的文風，而且直接啟示了北宋的文學革新運動，開辟了中國文學史上以“唐宋八大家”為代表的古文傳統，可謂中國古代文學發展歷史長河的偉大里程碑。古文運動的主要倡導者，一位是韓愈，另一位便是籍屬河東(今山西永濟市)的柳宗元。在總體上，柳宗元雖是古文運動中次于韓愈的領袖人物，但他不僅熱情地培養和指導了后進的古文作者，而且以自己杰出的散文成就在士大夫中間樹立起了新文體威望，因而在散文的文學成就上卻又高出于韓愈。

其四，在藝術(書法、繪畫)領域，東晉時期著名女書法家衛鑠，籍屬河東安邑(今山西夏縣)，她是汝陰太守李炬之妻，稱衛夫人。衛夫人的書法作品、書法理論和書風在書法藝術上有獨特的創造和發明，不僅名震當時的書苑，而且在我國書法史上產生了巨大影響。她的《筆陣圖》是其書法理論和實踐的結晶，精辟地闡述了書法藝術的“多力豐筋”說，對后世書法家頗有啟發。如說：“善筆力者多骨，不善筆力者多肉。多骨微肉者謂之筋書，多肉微骨者謂之墨豬;多力豐筋者圣，無力無骨者病。”后來，唐代書法家顏真卿，柳公權便具體實踐了衛夫人的“力筋”之說，故顏柳書法被譽為“顏筋柳骨”。最值得一提的是，世稱“書圣”的晉代大書法家王羲之就從師衛夫人，可謂她的衣缽弟子。王羲之在《題衛夫人〈筆陣圖〉后》中說：“余少學衛夫人書，將為大能。”于此可知衛夫人書法造詣之深。同時值得一提的是，衛夫人具有深厚的書法家傳。她的曾祖父衛覬、祖父衛瓘和父親衛恒，都是當時書壇上的書法名家，可謂四世書法傳家，風靡魏、晉百余年，這對她成就為一代書法大家提供了良好的家教環境。

在繪畫藝術領域，籍屬河中(今山西永濟市)的宋代著名畫家馬遠一門五代，都是當時畫壇高手，人稱“一門五代皆畫手”，是頗有影響的畫苑世家。曾祖父馬賁，北宋徽宗時為宣和畫院待詔，其畫馳名于宋哲宗元祐、紹圣年間;祖父馬興祖、父親馬世榮，皆為南宋高宗紹興年間畫院待詔，頗負盛名;其兄馬逵為南宋寧宗朝畫院待詔。馬遠是這個畫苑世家中成就最高，影響最大的繪畫高手，他是光宗、寧宗兩朝的畫院待詔。據清人厲鄂《南宋畫院錄》記載，馬遠繪畫作品為歷代收藏家和鑒賞家所著錄或題跋過的多達一百二十余幅。其山水、人物、花鳥畫無所不精，山水畫尤精。其所畫山水，雖不層層渲染，但極盡濃淡層次的變化。如收藏于故宮博物院的《水圖》十二幅，可謂極盡水態、境遠意深的傳世佳作。馬遠之子馬麟也是寧宗時很有成就的畫壇名家，正可謂“一門五代皆畫手”了。

同時，在中國書法、繪畫史上，還有兩位籍屬山西的著名書畫藝術理論家曾經作出了偉大建樹。一位是籍屬河東猗氏(今山西臨猗縣)的唐代著名的書畫史論家張彥遠。他的光輝著作《歷代名畫記》十卷，記載了自上古至唐末會昌年間三百七十多位畫家的傳略及其評介，深入探討了唐末以前中國繪畫藝術的發展規律，開創了史論結合的中國繪畫通史體例，是中國也是世界成書最早的繪畫史論專著。張彥遠還撰有《書法要錄》十卷，輯錄了后漢至唐元和年間極為重要的書論文章近百篇，是中國第一部書法史論匯編，不但為研究唐代及其以前的書法理論提供了必須依據的歷史文獻，而且也使古代有關書法理論的遺文佚篇得以流傳于世，因而具有不朽的價值。同時，張彥遠還深入考察了中國繪畫與書法息息相關的發展歷程，最早提出了“書畫同源”的理論。總之，張彥遠的書畫藝術思想對唐宋以來書法、繪畫的發展產生了巨大影響，并廣泛傳播于全球各大洲，在世界文化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

另一位是籍屬山西太原的北宋著名繪畫史論家郭若虛。他的名著《圖畫見聞志》六卷，記載了自唐末會昌至北宋熙寧年間畫壇各派名流藝士二百八十余人，總結了唐宋繪畫藝術的發展演變歷程及其審美趨向，對于重要畫派畫法都作了概括精辟的評價，是繼張彥遠《歷代名畫記》之后又一部光輝的繪畫史論專著，也是中國繪畫史上僅有的可與《歷代名畫記》相媲美的繪畫史論宏篇。所以，學術界稱張彥遠的《歷代名圖記》為“畫史之祖”，比之為畫史中的《史記》，則郭若虛的《圖畫見聞志》足以堪稱“亞祖”，可比之為畫史中的《漢書》。不僅說明兩者在繪畫理論上的思想繼承關系，也充分表明了后者在繪畫藝術史上的重要意義和價值。事實上，《圖畫見聞志》不僅在中國，也早已在日本及亞洲諸國廣泛刻印，現歐美各國也有流傳，其理論影響已擴展到世界范圍。

其五，在哲學思想領域。哲學思想是思想文化的核心。可以說，繼春秋戰國時代思想文化領域的“百家爭鳴”之后，自秦漢以來，我國歷次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重大社會文化思潮，大都有籍屬山西的著名哲學思想家起推波助瀾的作用，他們的思想和著述，有力地推動了歷次社會文化思潮的發展。

如魏晉玄學思潮中，籍屬河東聞喜裴氏家族的西晉著名“崇有論”思想家裴，同以王弼、何晏等主張“以無為本”的“貴無論”旗鼓對壘，在玄學思潮中獨樹一幟，產生了重大影響。

理學思潮是適應強化封建中央集權制的政治需要而出現的，它作為中國封建社會后期的統治思想，從隋唐開始醞釀，到北宋正式形成，再到明代由極盛走向衰微，延續了約千年左右。在理學思潮演化的各個階段，都有著山西思想家的卓越歷史建樹。理學思潮興起的一個基本標志是建立以儒家文化為主體、兼融佛、道文化的新儒學。在理學醞釀階段，籍屬絳州龍門的隋末著名大儒王通，因痛感儒、佛、道三教互相攻訐不利于封建專制主義政治，于是從“政惡多門”出發，第一個站在儒家立場上提出“三教可一”的命題(《中說·間易篇》)，明確主張吸收和接納而不是排斥佛、道思想，積極倡導變革傳統儒學，把它改造成為統攝佛、道思想的新儒學，這便醞釀著宋代理學的產生。所以，王通是理學史上一位偉大的開拓者，是理學思潮的思想先驅。繼王通之后，籍屬河東的唐代著名思想家柳宗元，進一步深化了隋唐儒學的變革，更明確主張“統合儒釋，”認為儒、佛、道三教“皆有以佐世”，因而應當吸收其“與孔子同道”的內容，罷黜其違背孔子之道的“奇邪”因素，以共同為封建政權服務。所以，柳宗元的思想更接近于理學，從而也為宋代理學的形成作了更直接的準備。理學在北宋形成后，經過南宋和元代，至明初達到極盛，成為獨尊一統的官方哲學。在這個階段，號稱“宋初三先生”的孫復、胡瑗和石介是理學的實際開創者，故《宋元學案》說理學“實自三先生而始”(《泰山學案》)。在三先生中，籍屬晉州平陽(今山西臨汾市)的孫復學術造詣最高，地位也最突出，因而是理學形成階段的最重要代表人物。繼三先生之后，又有北宋“道學六先生”把理學發展得更加完備精致，為理學思潮奠定了堅實基礎。當時籍屬陜州夏縣的司馬光便是六先生之一，而司馬光的理學思想又與其余諸先生如程顥、程頤等“其學同而不同”(同上《涑水學案》)，尤其是他的宇宙觀、人性論和道統說，一反理學家“尊孟抑揚”的傳統，公然以揚雄之學繼承人自命。這說明，司馬光作為理學思潮的主要奠基人之一，其思想又有獨具特色的個性。理學思潮在明代前期發生了急劇轉折。當時，獨尊一統的朱熹理學由極盛走向衰微，面臨分化解體的嚴重危機。在這個轉折時期，籍屬山西河津縣(今屬萬榮縣)的明初理學大師薛瑄起了承上啟下的環節作用。他對朱熹理學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批判改造或修正，進一步暴露了朱學的矛盾，促進了朱學的分化。薛瑄尤以“學貴踐履”的“實踐之儒”著稱于史(《明儒學案·師說》)，他畢生極力倡導的實學思想和學風，對明代實學思潮的興起起了重要的先導作用。他所締造的河東學派與王陽明為代表的學派構成明代理學思潮兩大主要流派，“其余或出或入，總往來于二派之間”(《四庫全書總目》卷五八)。由上可見，理學思潮演化的各個階段，都曾留下了山西思想家的重要足跡。

繼理學思潮之后是明清之際掀起的啟蒙思潮。它是在明王朝封建政權急劇沒落、資本主義萌芽破土而出、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空前劇烈的“天崩地解”時代發生的一次深刻的思想批判潮流。代表新興市民階層和地主階級革新派的思想家，對黑暗腐朽的封建專制主義和維護封建宗法禮教的程朱陸王之學展開了猛烈抨擊和全面清算。當時，籍屬山西陽曲(今屬太原市)的著名學者傅山，公然以“異端”自命，勇敢地發出沖決封建禮教、要求個性解放的吶喊，是啟蒙思潮中最激進、最有影響的代表人物之一。

綜上所述，山西地區輩出不窮的文化名人及其光輝思想業績，在中國封建文化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同時，從中還可以看到，籍屬山西的不少文化名人，往往集聚于世代相傳的同一家族，形成引人注目的家族文化名人群體，這是很值得重視和深入探討的。如上面談到的裴松之祖孫三代史學家群體，衛夫人四世書法傳家和馬遠一門五代皆畫手的書畫藝術家群體，以及王通與其弟王績、其孫王勃也是一大家族文化名人群體。尤其引人注目的是河東聞喜裴氏家族，不僅是山西地區，也是中國歷史上聲勢顯赫的名門望族。從漢魏到隋唐以至宋元的千余年間，歷久不衰，冠裳不絕，名人輩出，各領風騷，其家族人物之盛，德業文章之隆，實屬罕見的文化現象。據清嘉靖版《裴氏世譜》記載，千余年來，出自這個家族的宰相五十九人，大將軍五十九人，中書侍郎十四人，尚書五十五人，侍郎四十四人，常侍十一人，御史十一人，刺史二百一十一人，太守七十七人，郡守以下，不勝枚舉，總計大小官員三千余人。得到王室封爵的計有公八十九人，侯三十三人，伯十一人，子十八人，男十三人。還出過進士六十八人，賢良七人，辟舉六十五人。得到謚號的有五十九人。在歷代正史中有傳或列載的達六百余人。總之，這是一個燦若群星、規模空前的家族文化名人群體。他們無論是在政治、經濟、軍事、外交領域，還是在文學、藝術、史學、科學等各個思想文化領域，都曾作出了彪炳千秋、名揚古今的杰出建樹，他們的輝煌業績，不僅在古代，而且在今日也還放射著光彩，所以，古往今來，頗受世人注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