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北文化·多種形式并存的文化教育體系·以“國語騎射”為根本的東北民族教育

國語騎射是清朝統治者在滿族和東北境內的其他漁獵游牧民族中間推行的教育方針，以此維護本民族的語言文化和風俗習慣。這種以國語騎射為根本的民族教育并不是清朝特有的文化現象，遼、金、元等歷代入主中原的北方少數民族統治者都不同程度地在本民族內部采用過類似的文教政策，只不過到清代這種民族文化教育形式得到了進一步的強化，并有了一個明確的提法?？梢哉f，國語騎射是東北民族文化教育的最基本的內容與特征。

歷史上東北文化教育發展極不平衡。一方面是遼東、遼西地區漢族封建文化教育水平較高，在某些時期并不比中原落后。另一方面是生活在東北的東、北、西部森林、草原地帶的漁獵游牧民族仍然處在原始社會末期到奴隸社會發展階段，沒有形成本民族的文字，文化教育停留在原始的氏族教育階段，在艱苦的自然環境中養成了善于騎射堅韌耐勞剽悍勇敢的民族習俗。東北大地是中華民族的苑囿，鮮卑、靺鞨、契丹、女真、蒙古、滿族等都是從這里走上了中國歷史的政治舞臺。而這些民族的發展，通常都伴隨著民族的遷徙，離開世代居住的白山黑水和大興安嶺森林，來到與農業文化相接壤的前沿地帶。他們通過學習和吸收中原漢族的政治制度、先進文化和生產技術，促進了本民族經濟文化的發展，導致了民族內部政治力量的分化，最后建立奴隸制政權，并入主中原，奪取對全國的統治權。往往是較早與中原王朝發生關系接受漢文化的民族建立政權國家，而他們憑借君臨天下的尚武精神又往往是他們本民族文化傳統習俗所熏陶出來的。他們在進入中原后，面對高度發展的封建文化，置身在廣大漢族包圍之中，一方面力圖維護本民族文化風俗不被改變，保持一支威懾天下的鎮壓力量，另一方面為了適應本民族自身的發展，就不可避免地被漢族不斷地同化、融合。在這里又一次印證了馬克思所說的“野蠻的征服者總是被那些他們所征服的民族的較高文化所征服”。落后的征服者被先進的文化征服了。東北民族文化教育發展基本上就是循著這樣一個線索，呈現出不平衡的狀態。即進入中原的民族文化教育水平高于留在東北的民族。居處在農業半農業區的民族文化教育水平高于漁獵游牧民族。不同民族如此，同一個民族的發展亦如此。

(1) 契丹與蒙古的民族教育

遼代東北民族眾多，各民族處在不同的社會發展階段，經濟、文化發展水平差別很大。契丹統治者采取“因俗而治”的政策。在文教方面對漢人，漢化的渤海人推行儒學教育，對契丹人，則只在少數契丹貴族中推行漢化教育。史載，圣宗以后諸帝都“好讀《貞觀政要》”，“游心典籍，分解章句”，從儒家經典中尋找治理國家的政治經驗。契丹貴族中涌現出一大批博覽經史、工于文詞書畫的人才。但契丹人中享受教育的只是少數上層貴族，契丹國子學中學生多是契丹貴族子弟。對于廣大的契丹牧民，遼代統治者出于軍事統治的需要，讓他們繼續保持騎馬射箭的原始傳統，嚴格限制牧民士兵和奴隸學習文化，參加科舉考試。椐文獻記載，遼代“宮中見讀書輒斥”，嚴禁下層侍者學習文化。耶律庶箴之子蒲魯“舉進士第”，遼興宗將庶箴“鞭之二百”以示懲戒，可見遼代文化教育政策帶有明顯的階級特點和民族區別，因而阻礙了遼代文化教育的發展。

遼代文化教育發展的一件大事是契丹文字的創制。契丹本無文字，以刻木為信，建國后為了適應政治、軍事和文化發展的需要，阿保機命耶律突呂不創制契丹文字。突呂不采用漢字加以簡化或增損的辦法制成契丹大字。數年之后，阿保機之弟迭刺在回鶻文的啟發下制成契丹小字，小字在字形字音方面參考了漢字和契丹大字，在拼音方法上參考漢字反切法。小字文字數量比大字少，筆劃簡單，采用拼音文字。契丹文字的創制促進了契丹與漢族文化的交流。契丹貴族子弟在學習契丹文的基礎上學習漢文。他們當中出現了很多精通遼漢文章的知識分子。并把當時的漢文書籍如《通典》《貞觀政要》《五代史》等翻譯成契丹文，契丹文字的創制推動了契丹民族文化教育的發展。

元朝統治者實行民族歧視和民族壓迫政策。在元朝，蒙古人居最高統治地位，為了維護蒙古人的特殊權益，元朝統治者采取提倡和鼓勵學習蒙古語言文字的教育政策。成吉思汗建國前，蒙古人就創制了畏兀兒字蒙古文，并用它匯編了蒙古成文法“大札撒”等重要歷史文獻。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六年(1269)，國師八思巴采用藏文字母創制了蒙古新字，頒布為官定的蒙古文字。元朝政府在京師設立蒙古國子學，地方設蒙古字學，蒙古字學在東北諸路設置尤多，生員以蒙漢貴族官員子弟為主，兼招收一些民間子弟。蒙古國子學與蒙古字學都推行蒙古語教學，教材以譯成蒙古文的《四書》《五經》《孝經》《小學》和《通鑒節要》等儒家文化典籍為主，愿意入學者，可以免除本人的雜役。至元十二年(1275)，元政府又別創蒙古翰林院。蒙古語言文字在元代得到了推廣和迅速的發展。蒙古貴族通過武力征服手段建立了地跨歐亞的封建軍事帝國，非常重視對蒙古族騎射武藝的訓練，提倡尚武精神。元朝滅亡后，蒙古族大部分留在中原，與漢族融合，蒙古貴族逃至漠北，又恢復了以游牧為主的生活習俗。到清代，滿族統治者對他們采取與滿族“國語騎射”相同的教育內容，設立蒙古旗學，學習蒙語。滿族統治者通過大力籠絡蒙古上層貴族，使蒙古族成為征服和統治全國的重要政治軍事聯合力量。

(2)女真字學和女真進士科

金代民族文化教育得到了全面的發展。金朝統治者在女真人中積極推行祟儒重道的文教政策，鼓勵女真人接受儒家的思想學說，學習中原的文物典章制度，培養維護封建秩序的德才兼備的統治人才。同時女真統治者注意到對女真固有民族文化形成的保留。金世宗完顏雍認為保持女真淳樸的舊俗與儒家宣揚的倫理道德有異曲同工之處，提倡女真人使用本民族的語言文字，保持其質樸與尚武的習俗。女真人在建國前沒有自己的本民族文字，與鄰國交往中借用契丹文。天輔三年(1119)，完顏希尹與耶魯奉金太祖之命，參考契丹字與漢字，制成女真大字頒行。天眷元年(1138)，金熙宗也制成女真字，是為女真小字。金朝兩種女真文字并行于世。大字頒行后，金朝政府即在京師(金初都城在上京會寧府，今黑龍江阿城縣)、北京大定府(內蒙古寧城縣)、西京大同府(今山西大同市)設立女真字學，派專人教授，選諸路女真人入校學習。隨著女真字學的發展，女真人文化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在此基礎上，金世宗在燕京(今北京市)設女真國子學、女真太學，在諸路設女真府學，教材以譯成女真文的《五經》《論語》《孟子》《孝經》等經書為主，這樣女真學生就從單純的文字學習而轉習經史，用女真文寫作詩、策、論等文體。金代東北的女真學校占有重要位置，女真府學全國共有二十二處，其中十三處設于東北，包括上京、胡里改、恤頻、合懶、蒲與、婆速、咸平、泰州、臨潢、北京、東京、蓋州、隆州等處。女真學校不僅存在東北的邊遠地區，而且也存在于漢族文化較發達的中心地帶。女真字學校是一種深受漢族文化影響具有女真特點的民族文化教育形式。

女真進士科又稱策論進士科，創設于金大定十一年(1171)。初時只對女真人開放，后來擴大到金朝的其他少數民族。女真進士科初設時，所試文體只有策和詩，策用女真大字，詩用小字，后來又加試論。在三種文體中以策為主。所謂策，就是時務策，用以闡述學生對國家時政的見解觀點，是女真人較易于掌握的一種文體。金章宗承安以后由于蒙古的崛起，金的北方邊警不斷，為了發揚女真民族的尚武精神和騎射傳統，在策論進士中，又加試了弓箭。女真進士科的設立，在中國科舉史上首次給少數民族以相應的地位，具有鮮明的民族特色，金代許多名士都由此科出身，促進了女真民族文化教育事業的發展。

(3) 封禁政策與國語騎射

清王朝從建立初期，就明確了對滿族人采取以保持習俗和國語騎射為主要內容的教育思想。清太祖、太宗時，就不斷告誡八旗子孫，要從遼、金、元王朝的興衰嬗變中吸取深刻的歷史教訓，保持滿族的語言風俗和技藝超群的騎射傳統。此后的歷代清朝統治者都把這一祖制奉為圭皋，厲行不替。國語騎射成為清代對滿族人施行教育的大政方針。

所謂國語，就是滿族的語言文字。金滅亡后，女真文字已漸形衰沒。到明朝后期，女真族基本上處于有語言而無文字的狀態，在對外交往和日常生活中使用蒙古文或漢字。努爾哈赤起兵后，隨著形勢的迅速發展，這種借用文字的方法已越來越不能適應現實的需要。1599年，在努爾哈赤授意下，額爾德尼、噶蓋仿照蒙文字母，根據滿語語音特點，創制了滿文。這就是后來被稱為老滿文的早期滿族拼音文字。但老滿文語音少，容易與蒙文混淆，1632年，達海在老滿文的基礎上加以改進，加上圈點，使其成為一種能夠準確表達語言的較為成熟的文字。滿文的創制促進了滿、漢文化的交流，在滿族共同體的形成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成為維系民族心理、增強民族凝聚力的精神紐帶，因而被滿族統治者視為“國語”而受到高度重視。騎射更是滿族人的優勢所在。滿族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間，自幼便生活在射獵環境中。滿族風俗，家中生育男孩，要在床頭懸掛一張小弓箭，希望孩子長大以后能成為一個好獵手。長期的射獵生活，使滿族男子人人擅長騎射，馳逐野獸，上下巖壁如飛。滿族統治者正是依靠這樣一支八旗勁旅才得以定鼎中原，實現對全國的軍事統治。

國語騎射教育方針的實施隨著封禁政策的出籠而不斷得到強化。清初重視對滿族人進行滿語文教育，同時也注意吸收漢族先進文化。清軍入關后，由于滿漢人民的廣泛接觸，滿族迅速漢化，滿語已成為一種不被人們經常使用的語言而逐漸衰落。至于騎射，由于環境的變遷和對長期征戰的厭倦，早在后金進入遼沈地區以后，八旗官兵中就已經出現了雇人替征和推病不出征的現象。隨著清朝對全國統治局面的穩定，八旗子弟更是怠于武事，騎射廢馳。這種狀況在平定三藩的戰爭中得到充分的暴露。八旗官兵耽于安逸，不習軍旅，在前線屢屢敗績。所有這些都已引起清朝統治者的高度警惕。他們除了繼續強調“滿漢不相接”的政策外，還逐步將東北劃為一個特殊的區域，利用其自然條件在滿族人中倡導狩獵生活，維護滿族淳樸的民族風俗，推行以“國語騎射”為主要內容的教育體制，最終導致清政府在東北“封禁政策”的全面實施。

早在平定三藩之亂時期，清王朝就已著手加強對東北的駐防，改變了清初東北后方根據地邊備空虛的狀況。順治時，清政府以保護龍脈為名，在遼河流域修筑柳條邊(又稱老邊)，邊外劃為禁區。康熙時又在吉林增修新邊，劃定圍場、參場、馬場、珠河等大大小小數十處禁區，派兵嚴加把守。在此基礎上，封禁范圍逐漸擴大，形成以山海關為限禁止內地漢人從陸路出山海關和從海路偷渡到東北的全面封禁制度。封禁政策除從保護滿族貴族壟斷東北人參、貂皮、鹿茸等特產的經濟利益考慮外，更重要的一面就是要加強對東北滿族的素質訓練，把東北變成實施滿族傳統教育的基地和大練兵場。而所有這些都以排斥漢人、限制漢族文化教育的發展為前提，從而使清代東北的文化教育具有更為獨特、典型的意義。

清朝統治者認為“國語騎射”是滿族的立國根本，而把漢族文化和科舉教育視為“虛文粉飾”的末技，置于可有可無的地位。在東北采取滿漢隔離、分途教育的方法。清代中期以前東北的主要學校是八旗官學。其中盛京作為陪都，官學設置中有專門負責皇族教育的宗室、覺羅學和培養八旗子弟的盛京左右翼八旗官學，此外還有八旗漢軍義學，都集中于盛京城內。吉林主要的學校是旗學，分設于各主要駐防城鎮，有吉林旗學、烏拉(今吉林市北烏拉街鄉)旗學、伯都訥(今吉林扶余)旗學、額穆赫索羅(今吉林敦化縣額穆鎮)旗學和琿春旗學等五處。黑龍江官學也以八旗學校為主，分布于寧古塔(今黑龍江寧安)、墨爾根(黑龍江嫩江)、三姓(黑龍江依蘭)、阿勒楚喀(黑龍江阿城)、齊齊哈爾、黑龍江城(今黑龍江黑河市)、拉林(黑龍江五?？h拉林鎮)等主要駐防城鎮。無論是宗學、旗學教育內容均以清語滿書、馬步騎射為主，各學校設有教場，定期操練。盛京的旗學是繼府、州、縣儒學之后在康熙三十年(1691)設立的，吉林、黑龍江的八旗官學多設置于雍正、乾隆時，更側重于滿語騎射教育。旗學包括滿官學和漢官學，即使是漢官學，也不過是學習滿、漢文字，誦讀四書五經，不偏離國語騎射的宗旨，基本上不為科舉所設。這是旗學與民學最大差別之處，最能體現清代東北教育的特點。尤其是吉、黑兩地旗學，不過是用來約束八旗子弟，強化其“忠君親上”、習學騎射戰陣的準軍事學校。學生成績稍好一些的，也不過是粗通文墨，培養管理旗務的下級官員而已。

清代滿族人不重視科舉考試，他們可以通過充當筆帖式(下級文職官員)、揀選侍衛、軍功等多種途徑優先入仕。即使有愿意參加科舉考試的，也與漢人區別對待。除清初在科舉考試中極力優待東北人，主要是東北的旗人，有大批八旗滿州、蒙古、漢軍通過這一途徑進入官場，康熙中葉以后，每鄉科取中士子僅二三十人，尚不及內地偏遠小省貴州。在錄取程式上滿、漢也是分榜取進，滿洲、蒙古編為滿字號，漢軍編為合字號，民籍編為夾字號，滿洲、蒙古和漢軍須先試馬步箭，合格者方準應試。其時應試者主要是盛京通曉漢文的八旗子弟。滿族人真正以科舉獲官者越來越少。武舉一科，分為內、外兩場。外場為馬、步射和舞刀、掇石等項。內場初試策論，后來改為默寫武經百余字，即使這樣簡單的要求，一般旗人也很難達到。清中葉以后，由于旗人騎射廢馳，外場考試反不能通過。東北應武舉者倒以漢人為多。翻譯科是一種純語言的考試，是為了鼓勵滿、蒙旗人學習本民族語言文字而特設的科舉項目。清朝前期，滿語作為國語得到統治階級的大力提倡，但出于統治廣大漢族地區的政治需要和滿語本身存在的缺陷，到雍正以后，滿族人就已經不愿使用滿語，滿語文逐漸成為一種難以掌握和學習的文字。為了強化滿語教育，雍正元年始令八旗子弟在科舉考試中加試滿文，二年，設立滿洲翻譯科，隨后設立蒙古翻譯科。翻譯科考試對象是八旗子弟，也分為院試、鄉試和會試三級，初期為三年一試，乾隆后期改為五年一試。滿翻譯科是將漢字《四書》三百字譯成滿文，蒙翻譯科是將漢字《四書》三百字譯成蒙文，均不試漢文。這種翻譯類科目本來對東北旗人入仕有利。但由于乾隆、嘉慶以后滿族漢化日益迅速，通曉滿文者日漸稀少，滿語的衰落呈現不可挽回的趨勢。道光中葉，滿語翻譯科不得不停試。

清朝中葉以后，隨著漢族人口大批出關，清朝在東北實施的封禁政策遭到破壞，滿族漢化，國語騎射的舊教育體制漸形崩潰。鴉片戰爭以后，各地旗學形同虛設。直到戊戌變法以后，旗學紛紛改辦新式學堂和實業學校，長期以來束縛滿族文化教育發展的舊教育體系宣告破產。清代在東北滿族中實施的“國語騎射”的文教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東北民族文化的發展，豐富了中華民族文化的寶庫。但同時也應該看到實施這一政策帶來的嚴重的負面作用。“國語騎射”政策的推行制約了東北民族文化教育發展的方向，人為地加大了東北與內地文化差距，維持東北文化教育發展不平衡狀態，對東北民族自身的發展和東北的文化教育事業產生了長期的深遠的消極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