嶺南文化·中原移民與嶺南文化的發展·兩宋移民高潮與嶺南文化的嬗變

(1) 北宋末年的移民規模與特點

中原漢人與嶺南人民的交往，在隋唐時代轉趨正常。像兩晉南北朝近300年間大規模的移民現象已不再出現。但到了北宋末年，中原人民逃亡嶺南而形成的移民浪潮又再度掀起。

北宋時期，民族矛盾激化，尤其是北方邊疆所受到的遼金少數民族侵擾程度日益加劇。北宋前期，遼國就曾多次興兵南下攻宋，并曾一度深入至黃河北岸的澶州(今河南濮陽)，迫使當時的宋真宗趙桓與遼國簽訂了“澶淵之盟”。公元1115年興起的女真族的金國，迅速征滅遼國后，更成為北宋的強敵。公元1126年更一舉攻陷北宋京城開封，擄走徽宗、欽宗二帝。北宋王朝在人們還未清醒過來時便滅亡了。大批難民與倉惶南渡的康王趙構一起，掀起了一次國亡家破的大逃亡。無數平民百姓和豪門大戶，渡過長江后仍驚魂未定，繼續南下，直奔社會繁榮、生活安定的嶺南。一時之間便洶涌著兩宋移民嶺南高潮的第一個浪峰。

這次的民族南移大遷徙，與兩晉南北朝時期相比，除了人數更多，規模更大之外，還有兩個特點。一是交通的改善，為中原移民進入嶺南提供了更大的方便，使直接進入嶺南的移民顯著增加;二是廣東北部地區，已是一片比較興旺發達、適于安居的樂土，其中新辟的南雄州，更成了移民進入嶺南后的第一個定居地或中轉站。使今南雄縣的珠璣巷成為具有民族南遷象征意義的歷史名勝之地。

兩晉南北朝時期中原人進入嶺南，多走廣西東北部，從湖南湘水經秦時開鑿的靈渠，再進入珠江上游的西江到番禺，這是水上通道;另一陸上通道則是從梅關跨越騎田嶺，再沿北江到達番禺。前者要繞一大段彎路;后者要跨越險峻崎嶇的崇山峻嶺，令人望而生畏。北宋亡后的中原移民要幸運得多。他們可以通過大庾嶺新道，從江西直達粵北。

大庾嶺新道是唐玄宗時曾任宰相的嶺南曲江縣(今韶關市曲江縣)人張九齡經唐玄宗準奏后，親自主持修建的。全長30多里，路寬五丈，路兩旁遍植松樹，并設有驛站、旅館、飯店。大庾嶺新路的開鑿成功，不僅使唐代南北溝通，化險阻為通衢，而且造福后代子孫。北宋時的嶺南著名學者余靖在所著《望京樓記》《湞水館記》中還極力稱道說：從京都大梁(今河南開封)渡長江，涉淮河，經江西，走大庾嶺新道進入嶺南最為便捷，凡到嶺南的人，十之七八都走這條路。直至明代，大庾嶺新道對嶺南的意義還為海南奇才邱浚所稱頌，認為大庾嶺新道的開辟，使嶺南出人才、通財貨、識教化、移風俗。由此可見，大庾嶺新道是北宋亡后中原人大逃亡時進入嶺南最快捷便當，人流最集中的通衢大道。

(2) 南宋滅亡與第二個移民浪峰

公元1276年2月，元軍大舉南渡，攻陷南宋京城臨安(今浙江省杭州市)，經歷南宋王朝偏安150年而越加繁榮富庶的江南地區，頓時陷于一場毀滅性的大災難之中。 末代皇帝趙㬎(恭宗)剛剛登位便下臺投降了。同年5月，逃亡中的益王趙昰在陳宜中、陸秀夫、張世杰等人的擁戴下在福州即帝位，改元景炎，力圖抗元復國。元軍窮追猛打，分別從海陸兩路追擊。在江南廣大地區，元軍所過之處，燒殺擄掠，大量災民涌向南疆，最后越五嶺進入嶺南。還有不少難民，則經浙閩海道，乘船逃亡，由福建進入廣東東部沿海地區，其中更有遠涉重洋，逃往海南島定居的。第二次移民潮伴隨著南宋王朝的滅亡而形成第二個更為洶涌的浪峰。

這次的移民，大多數是北宋末年渡江定居江南的中原人及原籍江南的土著。北宋亡后定居江南的中原人，在江南落戶已有150年，早已與江南土著居民融為一體。因此移居嶺南的逃亡難民，已不再是以黃河流域地區的中原人為主，而是以與南越族人有共同文化淵源的漢化了的吳越、于越等百越族后裔和以長江文化為特征的江南“中原人”為主了。我們可簡稱之為江南移民。

大批量的江南移民，融合了黃河、長江文化的精華，又具有與嶺南越人相同的稻作文化背景，又兼具使嶺南人更感親切的古吳、越、楚文化的氣質和風俗習尚，更易于為嶺南人所認同和接受。因此，這次移民浪峰雖是歷來人數最多而且最集中急劇的一次(在高峰期，每日平均進入嶺南的逃亡者超過萬人)。但是，嶺南卻以其寬廣的胸膛，承受著這洶涌強勁的巨大浪峰的沖擊，而且使自己顯得更為強勁和自信。

(3) 珠璣巷與兩宋移民

兩宋時廣東南雄州保昌縣(今南雄縣)正好位于大庾山新道進入嶺南的交通要沖。保昌縣因此成為逃亡嶺南的移民們最先落腳的嶺南大地。移民們或慕名而選作定居地，或在此稍事休整后再繼續南下。其中的珠璣巷，也以其頗富傳奇色彩的歷史和與兩宋移民的深切關系而聲名遠播，歷代相傳，今已成為正在開發的旅游勝地。明末清初廣東著名愛國詩人、學者屈大均所著《廣東新語》和清道光年間《直隸南雄州志》等史籍及一此文人詩客，對珠璣巷都有記載介紹或吟頌。

據傳，南雄珠璣巷，原名敬宗卷，又名朱杞巷，唐代以前便已存在。其中一戶叫張昌的居民，七世同堂，老少和睦，家業昌盛。唐敬宗寶歷元年(825)，地方官特為之上報朝廷。皇帝認為張昌孝義可嘉，特賜珠璣寶物嘉獎。張昌及朱杞巷居民，一為感謝皇恩，二為敬宗巷名犯了皇帝死后的謚號的諱忌(唐敬宗李湛在位前后只有三年，死于公元827年)，于是改名珠璣巷。

另據今廣東番禺市的市橋鎮《謝氏族譜》記載說：南宋末年，有宮人蘇妃觸怒了皇帝，被打入冷宮，后得逃脫，被南雄珠璣巷商人黃貯萬娶為妻，改姓胡。后黃貯萬家人告發，朝廷密謀將珠璣巷居民全部誅殺，以杜絕丑聞，居民聞說大禍將臨，紛紛南逃至仍未開發的珠江三角洲，重建家園。不論兩則傳說是否屬實，但其中所說珠璣巷居民大批遷徙至珠江三角洲的情況，卻與歷史上兩宋移民嶺南的事實相吻合。

珠璣巷民族南遷的歷史，大致上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北宋滅亡之時，逃亡的中原人越過大庾嶺后，即留在珠璣巷定居，在一個半世紀的南宋王朝時期逐漸繁榮興旺起來，居民也增至1000多戶。第二階段是南宋滅亡時的大逃亡。原已在珠璣巷定居的移民，在大批新移民的沖擊下，人心惶惑，紛紛南逃，流散于珠江三角洲一帶;也有部分渡過瓊州海峽，落戶海南;少數人甚至逃至海外南洋諸島。據黃慈博《珠璣巷民族南遷記》認為：南宋滅亡之時，原珠璣巷定居者和暫留珠璣巷的逃亡者都繼續南下。難民們由若干個“姓”、“族”聯合向州縣申請“路引”(通行證)，然后集體乘竹筏順北江南下，到達當時的廣州(宋代嶺南二十一州之一)各縣，開荒辟地，播種糧食，因而定居下來。現今珠江三角洲的番禺、南海、順德、中山等市不少居民家中保留的族譜、家譜，都真實地反映了這一歷史事實。

但珠璣巷在經過戰亂之后，又逐漸繁榮起來，至明清更盛，以至詩人墨客，凡有機會到珠璣巷的，都禁不住作詩吟頌。如明代黃公輔《過沙水珠璣村詩》描述珠璣巷的繁盛景致是：“長亭去路是珠璣，此日觀風感黍離。編戶村中人集處，摩肩道上馬交馳。”清代羅天尺有《珠璣巷》詩，贊珠璣巷的衣冠望族：“南渡衣冠故里，洞天贏得住煙霞。如今恰似烏衣巷，野燕低飛入酒家。”金陵(今南京)烏衣巷是東晉著名的豪門世家衣冠望族聚居之地，足見珠璣巷中留下了不少南逃的衣冠望族落籍定居。

自兩宋以后，逃亡珠璣巷定居后，再遷至珠江三角洲的嶺南著名學者，詩人、政治家，為數也確實不少，歷來史志多有記載。如清道光年間阮元的《廣東通志》便說到：“珠璣巷在沙水寺前，相傳廣州諸望族俱發源于此。”事實上，明代中葉嶺南著名學者陳獻章(白沙先生)、明末清初的屈大均及清末維新派領袖康有為、梁啟超等等，家譜都明確記著先祖從珠璣巷遷至珠江三角洲各縣的。

珠璣巷不僅為嶺南珠江三角洲的開發、嶺南文化的轉型、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而且更為民族南遷的歷史提供了大量寶貴的素材，成為當今學者研究的重大課題。

(4) 嶺南的漢化與文化的嬗變

兩宋掀起的第二次移民高潮，對嶺南社會經濟和文化的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集中表現在使蠻荒的嶺南，在兩宋前中原華夏一漢民族及文化的浸潤下擺脫落后狀態的基礎上，最終完成了漢化的過程;嶺南文化也產生了顯著的嬗變。

嶺南土著民族南越族，自兩漢至隋唐，由于中原漢民族的大量進入，加之漢民族文化的顯著優勢，民族的融合和文化的嬗變，主要是漢化的量變過程。唐朝中后期，嶺南的南海州郡已經基本上是漢族居民的聚居地。這些漢族居民中，便有一部分通過互相通婚后的南越族后裔。唐以前被稱為“蠻”、“僚”、“俚”等原南越族各部落的名稱，在唐代已逐漸消失。但是在兩廣交接的山區，廣東北部山區。廣東東部及海南島，仍然聚居著人數較多的原南越族的后裔。但在稱謂上則各有不同，在北部和西北部的，被稱為莫瑤，在東部的被稱為蠻僚，在西部的被稱為俚，在海南島的被稱為黎。兩宋掀起的移民高潮，使嶺南人口大增，人口結構顯著改變，文化素質進一步提高。如粵東的潮州，據北宋《元豐九域志》和明朝《永樂大典·潮州府》統計的人戶數字，北宋元豐年間共74682戶，到南宋理宗端平初年(1234)驟增至135998戶，增幅近一倍。元兵攻陷臨安后，張世杰、陸秀夫等一班南宋遺臣先后擁立趙昰、趙昺為帝，率領數十萬江淮宋軍及跟隨小皇帝的平民，從海路經浙江、福建轉戰至廣東沿海一帶，最后崖門一戰，全軍覆滅。兩年來的戰亂中，不少軍民流落粵東潮、惠等州縣，最后定居的，還有福建南部不少居民，為逃避元兵而通過粵閩邊界進入潮州的，雖都因戰亂而沒有統計數字，但估計數量是相當可觀的。正因為如此之多的難民的涌入，使潮州迅速改變了原來開發遲的落后狀況。原來聚居于潮州鳳凰山區的蠻僚，被迫四散，分別流落于浙江、安徽等地，剩余的一少部分蠻僚，逃進深山野嶺，這就是后來的畬族。自兩宋以后，潮州地區迅速崛起，農業、商貿、手工業、工藝美術等各方面都有突出成就，這正是兩宋移民做出的貢獻。

嶺南人口數量和質量上的巨變，使南越民族最終消亡。在東部地區已如上述;在西部，大批俚人因拒斥漢人及漢文化而向西遷徙至廣西中、西部，成為后來的壯族，空出的大片土地正好為兩宋移民填補;在海南島的駱越族人(黎人)，部分自覺融入漢民族中，成為黎裔漢人，部分對漢文化取寬容態度而成為“熟黎”，還有更大部分黎人，拒服“王化”，堅決排斥漢文化，但又無力抗拒，被迫進入五指山腹地，依然過著狩獵采集、“刀耕火種”的生活。這便是黎族。

約于元代初期，嶺南大地的居民種族結構，便已是以漢民族為主體，兼有黎、壯、瑤、畬四個人數不多的少數民族的格局。漢文化亦已成為嶺南文化的主體，只有少數民族，仍辟處深山荒野，聚居少而流動多，依然處于刀耕火種、漁獵采集的落后狀態，并保留著較為濃重的古南越族文化特征。

兩宋之后嶺南的主體民族漢族內，又因地域、語言(方言)的不同，以及進入嶺南時間的先后及多種文化因素的影響，開始形成為廣府、客家、福佬三大主要民系。

嶺南文化自兩宋以后的嬗變，最顯著的表現，便是基本上從原始本土文化蛻變為以漢文化為主體，以本土文化為根蒂的再生型文化。

首先是小農自然經濟的成熟。江南移民具有豐富的水田耕作經驗，而嶺南地區農業開發的自然條件優越，土地利用率低，潛力大。其中的珠江三角洲和韓江三角洲，基本上仍是未開墾的處女地。大批江南沿海移民富于圍海造田、精耕細作的技能和經驗，正好大有用武之地。珠江三角洲、韓江三角洲因江南移民的辛勤而得以開發，使嶺南小農自然經濟得以在宋元之間成熟。糧食、經濟作物產量、品種、質量都有了較大的發展。

其次是手工業的發達。大批能工巧匠進入嶺南，使原來就頗有基礎的嶺南手工業更為繁榮興旺。其中陶瓷、冶煉、紡織、制糖、建筑、刺繡、雕塑等，不僅工藝精湛，而且已開始形成濃郁的嶺南風格，具有較強烈的藝術美，暢銷于海內外。

再次是嶺南商業文化的空前繁榮。廣州州治番禺，已正式命名為廣州，在兩宋時期是全國三大貿易港中最大的內外貿易大港，中外商人云集，進出口貿易活躍，南北貨運暢通。新興的潮州、珠江口附近的南恩州(今開平、恩平一帶)，更為嶺南商業文化錦上添花。

第四，是公私學校迅速發展，文化教育事業空前繁榮。據清代道光《廣東通志》、光緒《廣州府志》等記載，到南宋時嶺南二十一州都有州學，大部分縣有縣學，總數達68所;私辦的書院也有41所。其中南雄的孔林書院、潮州韓山書院、海南東坡書院等，都是名重一時的學校，為嶺南培養了大批人才。

最后，是嶺南人的民族意識和封建正統愛國觀念的形成，這一點應特別值得注意。在封建時代，我國人民的愛國主義受時代和階級的局限，只能是以儒學的忠君思想為正統的國家觀念和以漢民族為主體的民族精神。嶺南人民原來的封建愛國觀念和民族觀念并不強烈，但隨著漢民族文化的浸潤日久，儒家正統王權思想的日漸灌輸，到隋唐時代已開始形成，至南宋時期漸顯強固。當南宋兩個末代小皇帝在嶺南作著無望的復國夢時，嶺南人民竟然不惜犧牲，全力支持，共赴國難，力抗元軍，寫就了一段悲壯忠貞的歷史，留下多處嶺南人民全力以赴、群起捍衛的傳說和遺跡。其中所體現的，正是嶺南本土文化性格與漢民族文化融合升華的、嶺南文化再生期的、極可寶貴的精神。嶺南人在以后的歲月中，多次以大無畏的氣魄，內抗強權、外御蠻敵的偉大業績，便是以這一時期為發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