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揚東播西·儒學對歐美的影響·儒學傳入美國

美國于1783年后才脫離英國而成為后起的資本主義國家，其商業資本和海外傳教活動較之歐洲的葡、西、荷、英、意、俄、法、比等國要晚一、二個世紀。美國第一只皇后號商船開往中國廣州是1784年。美國第一個傳教士裨治文來華是1830年10月。美國雖然以傳教士為媒介傳播儒學要比歐洲晚兩個世紀，但儒學研究在美國的發展是快速的。這是為什么?

美國芝加哥圖書館藏孔子像

(1)美國最初研究儒學的動力。

美國獨立后資本主義發展很快，到十九世紀初對華貿易僅次英國已居世界第二位。為了對華貿易擴張的需要，美國必須研究包括儒學在內的中國學。所以，他們迅速組織基督教差協，追隨英、德向亞洲等地派遣傳教士，至十九世紀末，美國已有一千五百多名傳教士在華傳教了。而且到鴉片戰爭后，在華各地的傳教士都已是美國的情報網了。他們在傳教及其他活動中，深感孔子思想是一大障礙。比如1848年發表衛三畏的《中國總論》中寫道：“四書五經的實質與其他著作相比，不僅在文學上興味雋永，文字上引人入勝，而且還對千百萬人的思想施加了無可比擬的影響。由此看來，這些書所造成的勢力，除了《圣經》以外，是任何別種書都無法與之匹敵的。”(第1卷，第664頁)因而衛三畏發現：與其排斥儒學不如利用儒學。所以他十分強調利用儒家經典以開展傳教活動，極力主張把儒教與基督教結合起來。后來，有些傳教士一手拿《圣經》，一手捧《四書》。如1883年來華傳教直到1927年死在中國的多次來華的李佳白傳教士就主張中國應以儒教立國，儒家思想是“教民之本”，基督教與孔教要“互相和合，互相敬愛、互相勸勉、互相輔助”(《孔教之窺見一斑》)。所以，美國儒學研究的最初動因之一，是為了侵華而研究孔子思想的。

美國傳教士研究儒學的又一動力在于興辦教會學校以培養奴才。如狄考文在基督教在華傳教士大會上說：“作為儒家思想支柱的是受過高等教育的士大夫階層，如果我們要對儒家的地位取而代之，我們就要訓練好自己的人，用基督教和科學教育他們，使他們能勝過中國的舊式士大夫，從而能取得舊式士大夫所占的統治地位。”(顧長聲《傳教士與近代中國》，第233頁)為達此目的，教會學校都把基督教義與儒學結合起來作為教育的內容。所以，儒家經典成為教會學校的必修課。

無論是為侵華的文化侵略還是為培養奴才的教會學校而研究儒學，在客觀上也都把儒學傳到了美國，產生了影響，而且出現了對中國儒學作出積極評價的美國學者。如美國學者艾默生(1803—1882)認為，“孔子是中國文化的中心”，“孔子是全世界各民族的光榮”，“孔子是哲學上的華盛頓”(張其昀《美國文化與中美關系》緒論)。又說：“孔子本人的人格便可以作為人類努力向上的榜樣。”(同上書，第109頁)

(2)美國的儒學研究隨著對華政策的發展而發展。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美國進入帝國主義的發展階段。為了爭奪地盤于1899年提出了“門戶開放”、“機會均等”的瓜分中國政策，又趁歐洲列強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戰而無暇東顧之機，在中國大力擴張其勢力范圍。為了侵略擴張的需要，美國加強了包括儒學在內的中國問題的研究。

例如，1911年、1913年、1936年分別建立了紐約卡內基基金會、洛克菲勒基金會、福特基金會等，都大力資助過對中國的研究，使研究中國的機構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已增至九十個，著名的有哈佛燕京學社、太平洋學會美國委員會，美國學術團體理事會等。這些學術機構不僅出版有《哈佛亞洲學報》、《燕京學報》等刊物，發表有儒學研究的論著，而且還培養了漢學、儒學的研究人才。比如，司徒雷登在燕京大學就竭力提倡學生熟讀孔孟之道，并把新儒學家的王陽明作為他“特別喜愛的一位哲學家”而要求學生認真學習王陽明的心學。尤其是大力宣揚“基督教的愛就是孔子的仁”，“基督教的祈禱就是孔子的修身養性之法”，“基督教過圣誕節就是慶祝耶穌和孔子的生日”(顧長聲《傳教士與近代中國》，第385—386頁)。這就把儒學的學習與培養為美國服務的漢學人才結合起來了，涌現出拉鐵摩爾、恒慕義、賴德烈、韋慕庭、顧立雅、卜德、戴德華、林德貝克、杜勒斯等著名漢學家。

美國培養出一支自己的研究儒學的隊伍，在三十五萬五千冊(1869—1930年全國十二個藏書單位)中文書的豐富資料基礎上，研究出版了內容豐富的儒學成果。如顧立雅就是以儒學著稱的;孟錄雖然否定孔子，但在《教育百科全書》的《儒家和教育》的條目中也稱孔子為“道德的愛好者”、“天生的教師”;威爾·杜倫博士在《哲學概論》(1932年)中稱孔子的學說為哲學而不稱宗教，因為孔子既不講怪力亂神，也絕口不談死的問題; 卜德博士在《中國之傳統思想》中肯定了孔子學說的反宗教傾向，認為孔子學說的道德觀孕育了中國文明的精神基礎。

美國舊金山市市長在祭孔大典上演講

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到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美國出于戰爭期間軍事上的需要和戰后稱霸全球的野心，更加加強了對中國的研究，使研究中國的中心從西歐逐漸轉移到了美國。美國各大基金會對中國研究的撥款增至347萬多美元(1946—1957)，比1933至1945年的74萬美元增加4.7倍。這一時期，美國研究中國的組織機構也大為增多，僅大學就有三十多所。研究的隊伍更為壯大，二次大戰期間，美國就訓練和派遣了由上千名到中國戰區擔任翻譯和情報工作，培養了一批“中國通”的漢學家。如“美國中國學的奠基人”費正清就是二戰期間來華的，他的《美國與中國》就是對中國研究的最重要的著作，他本人也成為美國對華政策的顧問;著名儒學家顧立雅就是芝加哥大學東方語文系的系主任，著有《孔子之真面目》、《傳說中之孔子》、《孔子其人及其神話》(1944)、《中國思想，從孔夫子到毛澤東》(1957);耶魯大學的芮沃壽著有《孔子與中國文化》(1946)、《中國思想研究》(1957)、《行動中的儒教》(1959，與尼維森合著);密執安大學的郝克歐教授著有《中國的思想和制度》(1957)、《儒家學說在活動》(1959)等。還有由費正清、顧立雅、芮沃壽等著名“中國通”的漢學家主持的遠東協會(1948年成立)是專門的中國學研究機構，除加強現代中國的研究外，也加強古代尤其是儒學的研究。

十世紀六十年代后，由于中美關系的變化，尤其1972上海公報的發表，迫使美國采取了比較現實的對華政策，這就導致了美國儒學研究的迅猛發展。1969年，美國歷史協會召開年會時，費正清在《七十年代的任務》的演說中指出，美國所以在亞洲屢遭失敗，基本原因在于不了解亞洲，執行了錯誤的政策。因而必須加強對亞洲特別是中國的研究。首先在經費上大幅度增加，據統計從1959年到1970年的十二年中，美國花在中國學的研究上的公私撥款高達七千萬美元。其次在圖書資料方面也大為增加，據統計美國九十多所大學圖書館、公共圖書館、東亞圖書館的東亞藏書，到1975年6月已達二百六十萬種，六百七十萬冊。其中中文書占60%，計四百多萬余冊。1980年中文藏書達七百五十萬冊。1984年僅美國國會圖書館的中國藏書就有五十萬冊。哈佛大學的東亞研究中心就收藏有中文圖書四十萬冊，密歇根大學的中國研究中心也收藏了二十萬冊。再之，有關中國的研究機構到七十年代初已近千個。到1978年已有一百八十八個機構出版過研究中國的專著，其中有不少儒學研究的內容。如1959的《行動中的儒學》(芮沃壽等)、1960年的《儒教》、1963年的《儒家》、1964年的《儒家學說與中國文明》(均為芮沃壽著)、1953年的《儒家思想的幾種傾向》(許華茨)、1971年的《美國與中國》(費正清)、1976年的《中心性與普遍性：論《中庸》、《新儒家思想的實踐：王陽明的青年時代》(均杜維明著)、1979年的《黑格爾對中國哲學的批判》(楊昆金)、1980年的《大陸中國以外的當代中國哲學研究概況》(吳森)、1981年的《馬克思主義和儒家論人性及其實踐》(竇宗儀)、《西方對朱熹的研究》(陳榮捷)、《孔子仁學中的道政學》(杜維明)、1983年的《孔子人文主義導言》、《朱陸通訊詳述》、《西方對王陽明的研究》(均陳榮捷著)、1984年的《新加坡的挑戰：新儒家倫理與企業精神》(杜維明)、1985年的《中國文化與世界》(唐君毅、徐復觀、張君勵、牟宗三)、《儒家思想新論—創造性轉化的自我》(杜維明)等。1970年美國專門講授中國學的教授已有六百人。八十年代后，美國中國學研究隊伍已近四千人。目前，在美國從事中國學教學的人員已有兩千多人，其中知名的學者近百人，他們不僅時有新著問世，而且時有新的見地。尤其，七十年代以來，美國儒學研究出現了一些新趨勢。例如，1984年郝大維、安東哲在《還其面貌：從孔學信徒中救出孔子》一文中就向保守主義的人本主義者的孔子形象提出了挑戰;圣巴巴拉加州大學教授勞格利特的《論語》也作了新的詮釋;尤其是成中英的詮釋論著，“推進了把孔子作為與現代相關的哲學家加以研究的運動”(《現代新儒學在美國》，第3頁)。總之，美國的儒學研究，從七十年代起已逐漸成為大陸和港臺之后的第三塊基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