嶺南文化·中原移民與嶺南文化的發展·兩晉南北朝時期的移民高潮對嶺南的沖擊及影響

(1) 兩漢時期的漢越人民交往

嶺南在回歸漢王朝之前，漢越人民的正常交往受到一定的限制。除了秦初進入嶺南的數十萬軍人和被發配嶺南的“罪人”外，在整個南越王國時期，中原漢人移居嶺南的數量極少。以至嶺南的人口增長速度緩慢，文化的轉型速度亦因中原首批移民的老化而受到較大的局限。南越王國覆亡后，嶺南重歸西漢王朝統一政權，人為的南北隔阻雖已逐漸消除，但天然屏障五嶺的阻隔仍未有大的改善。中原漢人與南越人的交往通好，只能說是有了一種正常的社會保障和氣氛，還不能說是頻密而活躍的。中原人對嶺南這片“蠻荒”之地，還缺乏認識，亦無好感，更不敢貿然移居嶺南。在這一時期進入嶺南的中原漢人，多為求利心切的商人。他們為圖厚利，甘冒風險，但也只是來往販運貨物的匆匆過客。嶺南仍是罪官犯人流刑中生存條件最惡劣的流放地，除了派任的各級官員及戍邊的士卒之外，就只有被流放的罪官及犯人，較有可能在嶺南安家落戶。如漢哀帝時關內侯張由，漢平帝時中山靖王后裔衛氏，因獲罪而先后全家被流放合浦，他們的后代便因此而長作嶺南人。當然，也有例外的。如青州軍人黃萬定，隨馬援南征，后舉家留在合浦，與越人通婚交好，后來還成為當地越人的首領。然而畢竟還是極少數。

只有當中原戰亂不息，人們生命財產得不到保障，不得不四處逃亡的時候，才會有難民被迫跨越險峻的五嶺，大量進入嶺南。

西漢末年，王莽篡漢，統治階級與農民的對立矛盾終于激化為“綠林”、“赤眉”的農民起義，天下擾攘，戰災連綿，遍及陜西、河南、山東、湖北。綠林軍先攻入長安京城，殺死王莽，推翻了新莽王朝。接著赤眉軍又從山東攻入為綠林軍占領的長安。劉秀乘機攻滅赤眉軍。這次中原大亂，從公元8年延續至公元25年劉秀稱帝建立東漢王朝后才基本平息。在這長達17年的戰亂中，不僅使一些中原世家望族舉家輾轉遷至嶺南落籍，而且迫使大批平民向嶺南涌去。據公元140年(東漢順帝永和五年)一次南海郡的統計，人口已達250262人，比公元前2年(西漢平帝元始二年)的94253人，增加了15萬人，增幅達166%左右。

東漢末年，群雄并起，黃巾農民起義又被鎮壓，造成了比西漢末年范圍更廣，時間更長的戰亂，向嶺南逃亡的中原人數量更多，且留下了至今仍極有價值的遺物。1988年6月，廣東三水縣金木鎮發現一座古墓，經廣東省博物館文物隊及考古專家鑒定，確認是距今1900年左右東漢前期的古墓。出土的文物被定為“三竹文物”。雖說是東漢前期的遺址及文物，但足已證明，比西漢初期的器物進步得多?！叭裎奈铩背鐾凉?3種51件，實用器物及冥器(多為微型復制品)各占一半。冥器中有栩栩如生的牛羊犬豕雞鴨，陶制房舍;實用器物中有瓢勺、足鼎、簋、溫酒器、薰香爐、石黛硯。還有廣東出土文物中極罕見的陶制托燈俑。俑為下跪姿勢，軀體魁偉，雙手托著頭頂的燈缽，神情恭順，目不邪視。更令人驚異的是，墓內還有一個舂米陶臼，竟然和現時廣東山區農民所用的實物一模一樣，而時光已在歷史的軌道上行進了1900年!

“三竹文物”雖尚有待繼續發掘整理研究，但由此也可說明，過去蠻荒的珠江三角洲，在東漢時已經有中原移民落籍，生產力有了顯著的發展。也意味著嶺南文化的發展進入了一個新階段。但真正的大發展，還有待兩晉移民高潮的到來。

(2) 兩晉南北朝時期的移民高潮

西晉后期，先有統治集團司馬氏的“八王之亂”(公元291—307);后有北方匈奴貴族劉淵的大舉入侵，攻占洛陽、長安，俘虜了晉懷帝和他的嗣君晉愍帝，公元316年，西晉亡。長期的、持續不斷的社會動亂，弄得哀鴻遍野，民不聊生。越來越嚴重的天災戰禍，使中原出現了大面積的嚴重饑荒?！稌x書·孝愍帝紀》說是“人相食，死者太半”。上至“衣冠望族”，下至平民百姓，只好紛紛攜家帶口，逃向南方，希望能找到一塊足以安居樂業的凈土。他們最終都跨越五嶺天險，落戶嶺南，由此出現了歷史上空前的一次中原人逃奔嶺南的移民高潮。

近年在廣東省廣州、韶關等地發現的一些西晉遺址、墓穴，都留有當時移民情景的物證。其中最能說明問題的，是一些刻著“永嘉世，九州荒，如廣州，平且康”一類歌謠的晉代磚刻。公元307年至313年(西晉懷帝司馬熾永嘉元年至七年)，距西晉滅亡的公元316年僅十多年)，中原大地已處于國破家亡的凄慘境況。公元317年，西晉王室也被迫倉惶渡過長江，偏安建康(今南京)，元帝司馬睿登位，在失去長江以北大片國土之后，建立了風雨飄搖的東晉王朝。名義上雖也勉強維持了百年的統治，但實際上是在北方“五胡十六國”的爭霸興亡中茍延殘喘。只有大批失去家園，無以為生的中原貴族和更多的平民百姓，繼續越過五嶺，在無戰爭災禍、和平富足的嶺南，找到了理想的安居之所。

兩晉時遷移嶺南的中原移民潮的一個最大的特點是“衣冠望族”的大批落籍嶺南。清道光年間編纂的《廣東通志》便說到：“東晉南朝，衣冠望族向南而遷，占籍各郡”。所謂“衣冠望族”，是自魏晉以來形成的上層貴族階層的士族地主官僚集團。他們之中的大多數，是直接參與兩晉統治集團的世襲仕宦大族，財雄勢大，地位顯赫，在地方上，尤其是在其家鄉，有舉足輕重的影響。這些衣冠望族因避戰禍而被迫舉族(家)南遷，卻還是保持著一種貴族的威勢和氣派，因此在不少歷史文獻中多有記載。如正史《晉書·元帝紀》就記述了當時南遷的衣冠望族，原來定居和擁有勢力影響的范圍極廣，遍布于今陜西、山西、河北、山東、河南等廣大中原地區。各地的衣冠望族紛紛舉族南遷，竟成了當時逃亡潮中的一大景觀。馬端臨著《文獻通考·輿地考》說：“閩越遐阻，僻在一隅，永嘉之后，帝室東遷，衣冠避難，多所萃止?！泵鞒尉改觊g編纂的《廣東通志》也轉引《廣交記》衣冠望族“多流入廣州”的記載。現在嶺南地區民間保存的一些族譜、家譜，更詳細地記錄著先祖從中原南遷的曲折過程和所走的路線。在嶺南各地發現的晉代墓葬和文物遺址中，也多數保留著衣冠望族遷入嶺南定居的實物。

多數衣冠望族遷入嶺南后，仍能保持家族的完整，并按照原來的生活、生產方式、習慣，以家族為核心，聚族而居，開荒辟地，重創家園，重振聲威，往往能在極短時間內便成了定居地的大族，“占籍各郡”，左右著當地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命運。如劉宋時廣東徐聞縣著名大戶望族阮謙之，他的祖父就是東晉時河南陳留的仕官望族，舉家遷入嶺南徐聞定居后，不過數十年，便成為徐聞縣遠近聞名、舉足輕重的豪紳大戶。

正是這些衣冠望族大批進入嶺南，以其人多勢眾，財力充裕，高素質的文化素養，形成了強勁的中原文化優勢，有力地沖擊著正在嬗變中的嶺南文化，促其不斷再生，繼續發展。

這次移民高潮，以兩晉為高峰，其強大的余波一直延續到南朝末年，始終未完全停歇。從公元307年至587年(西晉永嘉元年至隋開皇七年)近300年的分裂動蕩時期內，不斷進入嶺南的中原移民，是嶺南社會面貌迅速改觀的強大動力，是嶺南本土文化向漢文化認同和融合的重要歷史時期。

(3) 嶺南文化趨向漢化的嬗變

兩晉南北朝時代，中原雖處于長期分裂局面，但是在長江以南，不論政權如何更迭，卻始終保持著相對的穩定。由于中原漢族人民的大批南遷，自漢以來形成的封建正統觀念，有力地支持了偏安江南的東晉、宋、齊、梁、陳等王朝的統治地位。嶺南經過兩漢長達200多年的以儒學為主體的封建文治教化，并在中央政府直接派駐的漢族各級官員的強有力控制下，南越族人不斷地感受到漢文化的優越性所產生的種種實惠。嶺南本土文化中的務實性，使南越族人向漢文化認同和接受的趨向正在日益加強。因而對于兩晉以后的中原移民高潮，大都表現出一種理解和接受的親切友好態度。這正是漢民族及其先進文化強大的親和力和凝聚力作用的結果。

經過兩漢的長期開發，正需要借助更強大的動力以實現進一步騰飛的嶺南，恰好得到中原移民這一強大的文化動力。于是，社會面貌、人民文化素質、漢越民族的融合、嶺南文化趨向漢化的嬗變等等方面，都出現了明顯的正面效應。

郡縣制的日益健全，郡縣數量的不斷增加，封建王朝政令日漸擴展和深入到僻居溪峒的南越族眾多部落，是這次移民高潮的顯著影響之一。這對于加強嶺南遍及深山叢莽的眾多越族部落的控制，改變互不相交，互不統屬、各自為政的現狀，建立和組織有效的社會生活，利于漢化，是有積極的保證作用的。

嶺南郡縣編制的增設，在三國時代便已是一項重要的措施。孫吳在江東稱王，為鞏固后方，很注意嶺南的開發。孫權為此曾派得力親信步騭出任交州刺史，專門負責經略嶺南。步騭積極穩定南越族人，擴建嶺南重鎮番禺，并于公元217年將交州州治首府，從廣信(今廣西梧州)遷至番禺，作為百越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公元264年，又將交州九郡一分為二：南海、蒼梧、郁林、合浦四郡設廣州建制，以番禺為廣州州治首府;交阯、九真、日南、儋耳、珠崖，仍為交州建制。為加強和嚴密嶺南郡縣制的意圖是顯而易見的。

西晉時期，中原人對南越族人改稱為“俚人”。西晉王朝為了有效地控制“俚人”，便對各部落的渠帥(首領)實行羈縻政策，以封官賜爵來達到以俚治俚的目的。為了有足夠的郡縣空缺來安置俚人渠帥，便將原來州郡縣轄地縮小，增設一批新建州郡縣。東吳時嶺南只有交、廣二州，轄九郡。西晉時卻增為十一個州。但自兩晉中原移民高潮到來之后，嶺南人口迅猛增長，增設新的州、郡、縣，已不完全是為了安置俚人渠帥的官職，而是為了更好地加強地方行政的管理。以南?？槔?，因為是移民大量進入的首選之地，人口增長最快、密度最高，于是增設東莞、義安(今潮州)兩郡。到南朝時期，廣東西部及與廣西交接地區，人口亦明顯增多，且又是俚人聚居之地，為安置中原移民，使漢俚和睦相處，又先后設立“左郡”、“左縣”(即是副郡、副縣)。劉宋時便已增設左縣七個，齊朝增左郡二十個，左縣五十五個，在交廣兩州之間增設越州，把廣東西部的高涼郡升格為高州。州、郡、縣的增設，使統轄地域縮小，更有利于行政官員的有效管理，尤其是在對俚人改造為編戶編民的戶籍管理得以真正貫徹實施，促使封建郡縣制進一步健全和嚴密。大量移民無序涌入的混亂狀態得到及時的安置與整頓，社會生活秩序因而日趨穩定，有利于促進生產，活躍經濟。從民族關系上說，對漢越民族和睦共處，加速融合，也有了有力的制度保證。而這正是嶺南社會文化發展進程中必不可少的政治文化因素。

這次移民高潮，使嶺南的物質文化取得長足的進步，這是中原先進文化強力沖擊下的顯著影響之二。

嶺南在兩晉南北朝期間，終于結束了長期以來主要依賴中原供應鐵器工具的狀況，建立了完全屬于嶺南本土的冶鐵鑄造業。由于大批富有經驗的冶鐵技術工匠和鐵匠流入嶺南，使嶺南得以依靠本地發現的鐵礦從事冶煉鑄造，打制出各種優質農具和各種手工業工具。這就為大規模開發耕地，發展農業提供了有力的保障。據1985年廣東博物館和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共同編輯出版的《廣東出土晉至唐文物》的記載和研究結果，證實東晉南朝出土的墓內陪葬冥器中，鐵制品數量大大增加，器物的體形也由兩漢時的小型變為以大型為主。如1981年廣東梅縣出土的一批墓內鐵器，便有36厘米高、29.5厘米口徑的鐵鼎，有19厘米高，24.2厘米口徑的鐵釜。大量出土實物，顯示了當時嶺南鐵器的冶煉技術，已有了相當的水平，使用的范圍亦已遍及較為落后偏遠的地區。

冶鐵業的獨立，保證了農業生產必不可少的優質工具;中原先進的農業耕作技術和水利排灌技術，更使嶺南農耕業如虎添翼。據已出土的一批文物顯示，兩晉墓葬中不少都有特制的陶質農耕主題的模型冥器，制作精細，形象生動，生活氣息濃郁。如廣東韶關地區出土的兩晉時期墓葬陶質農耕模型冥器，整個構圖形象為農民耕作的場景;一人使牛犁地，另一人使牛耙地;耙口有六枚長齒;田邊有一用于排灌水的漏斗型水利設備。這些出土模型，顯示了嶺南開始步入水稻種植的一次技術革命的新階段，確立了以農業經濟為主的較為穩定的經濟基礎，從而為精神文化的發育，提供了較雄厚的物質保證。

中原移民對嶺南文化強大沖擊的顯著影響之三，便是南越族人的漢化。

南越族人在長達三個世紀的中原移民沖擊下，原來的生活方式、風俗習慣、宗教信仰、家庭生活、道德倫理觀念等屬于嶺南本土文化的內涵，都在日顯淡化，這是多數歷史文獻都有所記述及評議的。正如明朝嘉靖年間黃佐編纂的《廣東通志》所說：“自漢末建安至于東晉永嘉之際，中國之人，避地者多入嶺表，子孫往往家焉。其流風遺韻，衣冠氣習，熏陶漸染，故習漸變而俗庶幾中州?！边@里所說的，就是南越族人及南越文化的明顯淡化，而且日趨漢化的事實。南越族人的封建大一統的正統國家觀念亦已開始確立?！百等恕睘榇龠M民族團結和民族融合，確保封建正統王朝的大一統，是作出過巨大貢獻的。至今仍為嶺南人傳頌的俚族首領冼夫人反對分裂，力促祖國統一的動人事跡，堪稱典范。

《隋書·譙國夫人傳》對冼夫人(公元522—602)的一生事跡，記載極為詳盡。冼夫人出生于梁武帝普通三年，是當時高州(原高涼郡)越族(當時稱為“俚”)冼氏首領的女兒。她一生跨越梁、陳、隋三個朝代。因冼氏世代都是當地越族首領，擁有部落十余萬家，在當地(廣東西部、西南部及海南島)越人中有崇高威望。冼夫人“幼賢明，多謀略”，成年后，繼承父親的首領地位，深得越人敬仰信賴。她既能致力于越族部落之間的和睦團結，又能引導越人接受漢族先進文化，服從政府法令，與漢人友好相處。冼夫人因此聲威遠播，不僅得到高州越族各部落十多萬家的忠誠擁護，甚至歷來不服漢化，動輒發動叛亂的海南島俚人(即后來的黎族)，也有1000多峒(部落村寨)因仰慕冼夫人而自愿歸附。

公元535年(梁武帝大同元年)，冼夫人與羅州刺史馮融(漢族)之子馮寶結婚。這一婚姻的締結，對漢越兩族人民的融合，穩定嶺南西南部地區，避免嶺南在動亂中的分裂，具有極大的作用。從梁、陳到隋，冼夫人在丈夫馮寶去世、兒子馮仆年紀尚幼的困難情況下，多次依靠廣大越族人民，粉碎某些嶺南漢族官員陰謀分裂割據的武裝叛亂。公元589年，隋滅陳之后，嶺南一度失去控制。一些俚人大部落和廣東西部、廣西東部、海南的部分州郡行政官員，便推尊冼夫人為圣母，主持嶺南政局。冼夫人當仁不讓，不負眾望，依靠自己的威望和政治才能，保境安民，穩定了嶺南局勢。當隋文帝派遣專使安撫嶺南時，冼夫人積極配合，派孫馮魂率領部卒親迎隋文帝專使進駐廣州，并迅速平定番禺越人王仲宣的叛亂。事后冼夫人親自護衛隋朝使者巡撫嶺南各州郡，使各地豪強紛紛接納封號，歸順隋朝。終于不費兵刃，使嶺南順利復歸統一于隋朝中央政權。

隋文帝為表彰冼夫人的卓著功勛，冊封她為譙國夫人，設譙國夫人幕府，置長吏以下官屬，授與她調發六州兵馬的軍權。冼夫人在去世前一年，還不顧年老，不辭勞苦，以79歲高齡，渡海親臨海南島招撫平息了一次俚人的叛亂。隋文帝因此而賜給冼夫人臨振縣(今海南省臨高縣)1500戶為封地。公元602年(隋文帝仁壽二年)，冼夫人病逝，享年80歲，謚為敬誠夫人，立祠奉祀。后來，在冼夫人生前活動過的廣東西部、西南部各地，人們紛紛為冼夫人立祠奉祀，延續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