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文化·從豫章故郡到江西行省—江西歷史地理沿革·江南西道

唐襲隋制。在行政區劃上，實行州縣兩級制。貞觀年間，唐太宗將唐初三百多個州分為十個道。

開元二十一年(732)，唐玄宗在初唐十道的基礎上，將全國劃為十五道，其中將原來的江南道分為江南東道、江南西道和黔中道。其中江南西道所轄范圍和今天江西的省境幾乎一致，原不屬于漢豫章故郡的玉山、鉛山，這時都歸屬于江南西道，只有婺源尚不在其轄區范圍之內。江南西道，治所在洪州，共領八州三十七縣。江西在唐代，隨著全國經濟文化的繁榮昌盛，這一地區也得以迅速發展。早在唐朝初年，為了發展的需要，就在原灌嬰城之西北修筑南昌新城，這就是今天南昌市的雛形。憲宗元和三年(808)韋丹出任江南西道觀察使，更是大規模地擴展南昌城。

到了唐代，江西經濟的發展，已不局限于鄱陽湖地區，如當時的吉州就是“材竹鐵石之贍殖，苞篚緝之富聚，土沃多稼，散粒荊揚”(韓國磐《隋唐五代史綱》)。又如洪州，隋時有12021戶，到唐元和時已達91129戶，比隋朝時多了七倍多。由于經濟的發展和人丁的增加，江西在軍事方面也逐漸顯示出更大力量。當時的洪州是重要的制造軍工器械地。洪州的弩手名聞天下，西川節度使崔安潛就曾奏請皇帝派洪州弩手去教蜀人習射。

五代十國時期，江西地區先屬楊行密的吳政權，后為李昇的南唐政權管轄。在這幾十年期間，由于政治比較安定，所以經濟上得以持續發展。致使南唐中主李璟竟選擇南昌為建都之所。李璟在位的晚期，江北之地，盡屬后周。懾于北方后周的壓力，交泰元年(959)他力排眾議，斷然宣布定南昌為新都，并開始南昌的建設和遷都工作。當時，從建康到南昌，沿途水陸幾千里，車船相接，旌旗絡繹，其氣勢、排場之大，有明代王仲序之詩為證：

長衢通輦路，宛馬競紛紜。

帝子凌風去，鑾聲盡日聞。

雜花迎隊繞，御柳看行分。

千載宸游地，臨岐惜別君。

在宋代，今江西境內共設十三州(軍)、即洪州(南宋時稱隆興府)、江州、虔州(南宋末年改稱贛州)、吉州、袁州、撫州、筠州(南宋時改名瑞州，今高安、上高等地)、饒州、信州、南康軍(今永修、都昌、星子一帶)、南安軍(今大庾、上猶、南康)、臨江軍(今清江、新干、新喻)和建昌軍(今南城、資溪、南非、廣昌一帶)。北宋時，饒州、信州、江州、南康軍歸江南東路，其余九個州(軍)歸江南西路，可見宋朝的江南西路，其所轄范圍比唐代的江南西道要小。

宋代江西在經濟上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這是與這時江西作為南北交通樞紐有重要關系的。早在唐代，為了溝通長江以南到廣州的經濟貿易和文化往來，開元四年(716)，張九齡率民眾鑿通梅嶺驛道，使蜿蜒崎嶇的梅嶺山路變成了“坦坦而五軌”的通途。到了宋代，宋政府不僅繼續注意對梅嶺驛道的維修和擴建，而且加強了對整個江西地段這一南北交通樞紐的經營和管理。宋太宗時，當時江西地區增設了南安軍、臨江軍及南康軍三個軍。增設這三個軍的直接目的就是為了加強對這一南北交通樞紐的管理和控制。其中南安軍治大庾，居梅關之險，扼通道南端;南康軍治星子，當“江湖之會”，守通道的北口;臨江軍治清江，值贛江與袁水交匯處，居整個通道之中腰。通道的開辟促進了江西經濟的發展。以處在偏遠的贛南為例，由于處在通道上，不久便繁榮起來。當時的大庾縣就相當繁榮：章江碼頭常常船只簇集，從大庾縣城至梅嶺的二十五里驛道上各式店鋪，鱗次櫛比，十分熱鬧。宋代江西農業的發展可謂進入高度開發的時期。當時，整個境內，由于近水平原之地已全部得以開發和耕種，于是，在丘陵和山區出現了很多梯田，呈現出“大田耕盡卻耕山”的形勢。

唐、宋時期的“江南西道”、“江南西路”，簡稱之即江西。不過，江西這一名稱的正式出現是在元代，而江西區劃的最后穩定則是明代以后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