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貪污風盛

明朝初年，由于出身貧苦農民的朱元璋，深深了解元末官吏貪污盛行之害，因此在建立明朝后，嚴懲貪官污吏，甚至動用“剝皮實草”(剝下犯人皮以草充之)之類酷刑懲治貪污，所以明初三十余年，官吏比較廉潔，國家欣欣發展。明朝中期以后，政治日趨腐敗，貪污受賄之風漸起。到明朝末年，吏治空前敗壞，文官武將貪污之風大盛。進入崇禎年間，更為嚴重。當時官吏升遷，全靠賄賂。時人李清在談到崇禎十五年(1642)的“貨賄之風”的嚴重情況時說：“一監司以五千金營邊撫，疑其俸淺，又益二千金，卒得之。一部朗謀浙海道，議者云‘須五千’，作事者靳(吝惜)之，僅許三千金;雖先獻半，竟得一守而去。令之俸足者，得禮曹亦必二千，兵曹亦必千金。有營之銓曹，為出一缺，而大復攫去，絕無無翼而飛者”(《三垣筆記》附識上)。辦理其他公務，也必須賄賂，不然，辦不成事。如部隊到京城請餉，凡發萬金，例扣三千。崇禎年間出了許多大貪污犯，如兩淮巡鹽御史馮垣登“匿課七萬八千金有奇”(《國榷》卷一百)。在官吏的影響下，經辦公務的吏役也千方百計貪污中飽。

當時貪污最劇、影響最大的是軍官，他們用虛報冒領軍餉、吃空額等手段，營私舞弊，大飽私囊。崇禎十六年(1643)三月，翰林院檢討汪偉上奏說：“臣按南京營兵，舊稱十萬有余，今大教場存者只六千三百，小教場存兵九千一百，新江口五千六百，總不過三萬……乃兵虧而餉不減”(《國榷》卷九十九)。兵士減少了，而軍餉不減，多領的部分被軍官入了私囊。由于軍官營私舞弊，中飽私囊，使明朝政府籌措、搜刮來的軍費錢財，落入他們私人的口袋。軍費不足，只得再向人民苛斂，斂來的錢財，又落入他們的私囊，從而產生了“三餉”的加派。賦役的沉重，加重了階級矛盾，導致了明朝的滅亡。但歸根結蒂，則是由于吏治財壞、貪污風盛所致。

通過明初和明末的歷史，可以清楚地看到：官吏廉則國家興，文武貪則國必亡。這一教訓是后人應該牢牢記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