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云文化·云南的教育·南詔大理的教育

地處西南歷時五百年的南詔大理政權不僅是與唐宋王朝有相對獨立性的地方割據政權，又是一種有相對獨立性的文化實體。在這一時代，不僅實現了一個奴隸制政權對滇云之域局部的統一，也完成了一種滇云土著文化對氣勢恢宏的盛唐文化的吸收和對自身文化的改造。這是一個英雄輩出的時代，也是一個充滿文化交融機遇的時代。

許多學者在對南詔大理史進行研究后提出，南詔文化是一種仿唐文化。確實如此，在南詔政權的組織形式中，其中央機構設清平官六人，相當于唐朝宰相，其六曹所掌之職近似六部，南詔國還采用唐均田制、府兵制等制，以致有人說南詔國是唐王朝的袖珍本。盡管如此，建立在封建農奴制基礎之上的南詔政權與封建頂盛時期的唐帝國仍有許多差異，在仿唐政治的前提下，南詔的政治軍事制度仍還帶有濃厚的地方以及原始的軍事民主時期的色彩，同樣，在仿唐文化的前提下，南詔時期的文化體系中卻缺乏盛唐時期規制宏大的包括國子學、太學、四門學、弘文館以及地方州縣學校在內的教育系統，而仍停留在商周時期奴隸制貴族官學教育的階段。因而從教育這一角度說，南詔的教育與商周的貴族教育更為相似。

南詔教育的貴族性主要表現在，其一，從現今所能發現的有關南詔教育方面的材料看，南詔的教育只是蒙氏的家族教育。唐代經學家、嶲州西瀘縣令鄭回被擄至南詔后，“閣羅鳳以回有儒學，更名‘蠻利’愛重之，命教鳳迦異。及牟尋立，又令教其子尋夢湊(即尋閣勸)”(《舊唐書·南詔傳》)。蒙氏以鄭回為經師，其王室子弟在鄭回多年督導下，蒙氏家學代代相因。《新唐書·南詔傳》載異牟尋與韋皋書說：“曾祖(皮羅閣)有災，先帝(閣羅鳳)后嗣，率蒙襲王，人知禮樂，本唐風化。”其二，南詔的教育對象主要為南詔烏、白蠻貴族及其子弟。南詔子弟就學成都，這恐怕是南詔教育中最輝煌的一頁。《新唐書·南詔傳》說：“貞元十五年(799)異牟尋請以大臣子弟質于皋，皋辭，固請，乃盡舍成都、咸遣就學。”因而南詔子弟在成都造舍就學之始，源于韋皋對南詔納質子弟的安置，而按封建慣例，能有資格納質的只可能是王室貴族子弟，絕非常人百姓之子。南詔與唐修好后，就讀成都的南詔子弟日漸增多，且這種教育方式垂五十年不絕，從之受教子弟以千計。盡管自南詔開國主細奴羅起就勸民間讀漢書，行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事，盛羅皮也于開元十四年效唐建孔子廟，但南詔的學校教育卻似乎始終未能建立起來，蒙氏家學和就學成都的貴族式教育仍是南詔的教育主流。試想如果南詔境內已有了學校教育規制，則南詔子弟大可不必遠赴異地就學，勸豐祐也不至于因西川節度杜棕削減入川子弟人數而入貢不時，搔擾四川邊境，入學成都這種教育方式也不至能五十年不輟;如果南詔的孔子廟確已建立，起著教化南詔百姓子弟的作用，且能代代相因，則元初李京的《云南志略》就不會有云南人“不知尊孔孟”之語了，流傳至今的南詔時的文學作品也絕不僅是南詔王驃信、清平官趙叔達、宰相楊奇鯤這幾個達官貴人的詩作了。

“宋揮玉斧”后的大理政權，與宋王朝的交往更為稀少，其學校教育情況不得而知。但大理國時的“釋儒”或“儒釋”現象卻十分耐人尋味。所謂“釋儒”或’儒釋”即出家的儒生或者讀儒書的阿黎(有的學者認為凡先在家讀儒書后出家進佛寺的稱為“儒釋”，凡先進佛寺讀佛經后還俗回家讀儒書的稱為“釋儒”)。李京《云南志略》說：“師僧教童子多讀佛書，少讀六經者，段氏而上，選置官吏，皆出此輩。”反映出在大理國既重儒又崇佛的時代，寺廟不僅是傳播道義的地方，也是傳授知識的場所，這種寺廟即是學校的宗教教育與今天流行于西雙版納、德宏等地的房奘教育有相似之處，教育的任務不僅要傳授知識，也要培養就學者的宗教情感和宗教信仰。當然大理國“釋儒”現象的存在又反映出大理國學校教育的缺乏或不健全。

總之，南詔大理時期滇云之域同內地漢民族的交往在逐漸增多，滇云之域的漢文化水平也在逐步提高。但在這個由滇云土著建立的奴隸制王朝中，封建私有經濟成份的缺乏和滇云文化先天不足，只可能造就出南詔大理時期的這種貴族式教育。畢竟，南詔大理時的云南那種稷下學宮式的“文化下移”時代還沒有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