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于總結治國安邦經驗的吳兢
吳兢 (公元669~749年),唐代汴州浚儀 (今河南開封)人。少時勵志勤學,博通經史,以長于史學而著稱。武則天當政時,經友人魏元忠、朱敬則的舉薦,入史館,參與修史,直言不諱,被時人譽為“當今董狐”。中宗時,在中書省擔任右補闕,掌管諫議工作,參與 《則天實錄》修撰。轉任起居郎,因母病故,回家守喪。開元三年 (公元715年),守喪期滿,自陳擔任史職,獲任諫議大夫,繼續修史。與著名史學家劉知幾共同撰成《睿宗實錄》20卷,重修《則天實錄》30卷,《中宗實錄》20卷。由于武三思等人左右政局,控制輿論,強迫史官按照他的思想觀點取舍定奪,修史多失實,他立志別撰《唐史》、《唐春秋》。復以衛尉少卿身份參加馬懷素主持的文化典籍整理。后一改任太子左庶子,開元十四年,上書要求從事修史工作。得到玄宗的支持,重回史館,集中精力,纂修《唐史》。十七年,因秉筆直書得罪權貴,貶為荊州 (今屬湖北) 司馬,累遷臺州 (治今浙江臨海)、洪州 (今江西南昌)、饒州 (今江西波陽)、蘄州 (今湖北蘄春) 刺史、相州長史。天寶初年,出任鄴郡太守,入為恒王傅。雖年老體衰,愿居史館,直到70高齡,仍然筆耕不輟。
吳兢為官,敢于直言進諫。開元十三年,玄宗東封泰山,途中以馳射為樂,有失體統,他及時上書進行規勸。第二年,出現風災。朝廷令群臣陳述政事之得失。他上書提出八項建議,切中時弊,說出了朝臣想說而不敢說的心理話,博得朝中上下的稱贊。
吳兢喜愛史學,勤于著書,成書頗多,據載他的史學著作有《梁史》、《齊史》、《周史》各10卷,《陳史》5卷,《隋史》20卷,參與撰修的史書有《唐春秋》30卷,《唐書備闕記》 10卷,《唐中宗實錄》20卷,以及《貞觀政要》 10卷等。然而,由于時代變遷,他的著作大都失傳了,流傳至今的只有《貞觀政要》一書。
《貞觀政要》分類輯錄了唐太宗同身邊45位大臣論政的言論。內容涉及君道政體、求賢納諫、歷史鑒戒、道德規范、學術文化、刑法貢賦、征伐安邊等方方面面,有大量的篇幅是大臣的勸諫奏疏,也有一些關于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方面的重大措施。
吳兢撰寫該書的目的,是為唐玄宗的治國安邦提供經驗和借鑒。在他看來,“太宗文武皇帝之政化,自曠古以來,未有如此之盛者”。有許多值得借鑒的歷史經驗。于是撰成是書進呈,希望唐玄宗能夠“擇善而行,引而申之,觸類而長”。該書成書的時間,未有明確記載,大約是在開元十七年至十九年之間。
該書分為10卷,設立40個專題,每個專題成為一篇,各有一個中心。各卷專題不等,都有內在的聯系。采取語錄體例,圍繞如何治國理民、鞏固政權展開論述。
第一卷,設2篇。在《論君道》中載,貞觀初年,唐太宗對侍臣說: “為君之道,必須先存百姓。”就是說關心百姓疾苦是國君治國的首要任務。又載魏征在回答唐太宗什么是明君的提問時說: “君之所以明者,兼聽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就是說英明的君主是廣泛聽取各種意見而不偏聽偏信。
第二卷,設3篇。在《論任賢》中,注重唐太宗知人善任的論述,通過房玄齡、杜如晦、魏征、王珪、李靖等8人,如何被重用的實例,論述了唐太宗在用人方面的主張與策略。在《論求諫》中提出: “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 以世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為后世從政及入世為官提供了有益的借鑒。
第三卷,設3篇。在《論君臣鑒戒》 中,對于歷史經驗教訓從政治、經濟等方面進行總結,強調事在人為。他不把治亂安危寄托于“天命”。反復申述了 “君,舟也; 民,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 的道理。在《論擇官》 中,他提出: “致安之本,惟在得人。”在用人標準上堅持“必須才行俱兼,始可任用”。他認為: 有德少才,不會出太大的問題; 誤用惡人,惡人如很能干,危害極嚴重。并且指出: 知人善任是很困難的事,必須審慎地做好這件事。
第四卷,設4篇。集中地闡述了教育太子及王子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第五卷,設5篇。分別對于仁義、忠義、孝友、公平、誠信問題作了論述。
第六卷,設9篇。講述了儉約、謙讓、仁側、慎所好、慎言,以及如何杜讒邪、悔過,戒奢縱及貪鄙問題。在《論貪鄙》中指出貪的危害: “為主貪,必喪其國; 為臣貪,必亡其身。”這是歷史經驗的科學總結。
第七卷,設3篇。對儒學、史書及禮樂的懲惡勸善作用作了闡述。
第八卷,設5篇。把《論務農》列為首篇,用意深刻。強調農業為立國之本,說“國以人為本,人以衣食為本”。農業生產能否順利發展,與政治密切相關,而人君是否 “簡靜”,則起著很大作用。如果戰爭頻繁、大興土木,就會有大批農民脫離生產,耽誤農時。這些議論,并非徒托空言,而多見諸實踐。
第九卷,設2篇。對如何處理與周邊國家關系,如何安定邊境作了陳述,強調慎用戰爭。
第十卷,設4篇。將《論慎終》作為書之末篇,提出要 “居安思危”,孜孜不怠,用保其終,發人深省。
吳兢是唐代中期的政治家和史學家。他在史館里工作長達30年之久,著書頗富。為他撰寫的 《貞觀政要》一書,用辯證的觀點,總結了唐太宗治國理民的經驗與教訓,反映了吳兢的民本思想及重視集體智慧,重視經濟生產、重視民眾疾苦的思想觀點。它不僅是研究初唐歷史的重要史料書,是評價唐太宗,分析貞觀之治,不可缺少的重要史料,特別是在唐代的起居注、實錄、國史多已不存的情況下,該書中所載錄有關貞觀之治的史料,更為珍貴。同時又由于該書是一部全面總結唐太宗治國安邦的經驗匯編,對于從政、經商、治軍、育人都有深深的啟示和指導意義,因而,自其問世以來,凡是有作為的人物無不把它作為自己的參考書和座右銘。近幾年來,《貞觀政要》 的譯注本在國內更是廣為流行,吳兢的名字也因此而深深地留在人們的記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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