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越文化·吳越濃厚的經商傳統·寧波幫的崛起

寧波幫的崛起，是寧波、上海等城市開埠的產物。寧波人外出經商，歷史悠久。在外地以“會館”形式結成商人團體，始于晚明。鴉片戰爭前，寧波商人在漢口、常熟、上海等地有些“會館”、“公所”，但發展不大，在全國的影響不太大。沿海中外貿易興起后，尤其是五口通商后，寧波人的經商才能得到了充分的體現，寧波商幫作為近代商人集團，正式崛起。

寧波、上海同為第一批通商口岸城市，論根基，寧波比上海厚。但因寧波離出口商品的產地遠，很快便被上海壓下去了。當時，大宗的出口商品是絲、棉、茶、瓷，這些商品集中在太湖流域。上海距太湖流域近。故湖州等地人習慣將商品通過上海出口外國，運到外地。于是，外地、外國客商紛紛云集上海，上海成了最大的國際港口城市。貨物集散中心的形成，帶動了其他行業。上海的向心力越來越強。寧波人為謀生計，多涌到上海發展，特別是靠上海方向的沿海居民。這些居民，多是海禁時從舟山群島遷來的。他們生活在荒灘上，十分艱巨。他們多是島民，擅長航海。上海一開埠，猶如今天的深圳、海南開放，這些沿海的寧波人便紛紛通過航行到上海去賺錢。他們到上海后，或經商，或做學徒，或學手藝，或在船上打工，寧波人稱“撐外輪”。隨著寧波人在上海的立足，“挈子攜妻游申者”越來越多。據近人董啟俊估計，清末，上海居民中的寧波人達四十萬人。上海和寧波的關系相當密切。寧波人習俗，子弟成年，便托人送到上海謀生，故有“第二故鄉”之稱。此外，天津、漢口、蘇州、北京等地，也有寧波幫商人在活動。北京的銀號業、成衣業、藥材業，是清一色的浙東商人。天津的浙江會館，多為寧波人，會務領導權始終為寧波幫所掌握。嚴信孚，葉澄衷、嚴蕉銘、王銘槐、葉星海等寧波幫頭面人物，都活躍在天津商界。

民國時期，寧波商幫臻于鼎盛階段。連孫中山先生也對寧波商人備加贊賞。他說：“寧波人素以善于經商聞，且具有堅強之魄力”，“凡吾國各埠，莫不有甬人事業，即歐洲各國，亦多甬商足跡，其能力與影響之大，因可首屈一指者也。”(《孫中山先生在寧波各界歡迎會上之演說詞》，《民國日報》1916年8月25日)這時，寧波幫中新一代商業資本家已經長成。他們生長在通商口岸，從小受西方資本主義經營思想的熏陶，不少人出身于洋行買辦或充當過買辦，對新事物極為敏感，具有西方經商手腕。寧波幫、上海幫成了全國最大的商幫。其時，寧波商幫、漢口、天津等大商埠勢力特盛。上海總商會是一個足以控制上海金融貿易和影響全國商業的商人團體，一直由寧波幫控制。漢口商界巨子也有不少是寧波商人。寧波幫在天津商界勢力也很強。

本世紀中葉，寧波幫紛紛向海外發展。80年代以來，海外“寧波幫”響應政府的號召，紛紛到寧波捐資辦學校、醫院，修路，還投資寧波，確為寧波的建設出了不少的力。

在全國眾多的商幫中，寧波幫崛起時間最晚，影響最大，主要得力于近代中外貿易。由于寧波商有財力雄厚的錢莊、銀行撐腰，寧波人頭腦又活絡，精明能干，遂借中外貿易，后來居上。又因他們和外國商人打交道，從中學到了不少近代經商理論，受西方啟發，紛紛投資實業，寧波商人實力越來越強。寧波人重鄉誼，同鄉觀念深，寧波商幫的群體力量遂稱雄上海灘、天津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