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儒家道統(tǒng)—理想“中國論”·道垂千古·天命與中庸

儒家“改道不改制”的理論基礎是經孔子改造了的天命論及中庸之道。

孔子繼承了傳統(tǒng)的天命范疇，賦予其客觀必然性和內在規(guī)律性的新意。他意識到社會的發(fā)展有著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必然性：“道之將行也歟，命也;道之將廢也歟，命也?！?《論語·憲問》)自信“五十而知天命”(《論語·為政》)?？鬃踊ㄙM畢生精力研究總結出來的治世之道，是在對中國社會的歷史發(fā)展作了深刻研究的基礎上提出的，有許多內容具有一般規(guī)律性的意義。所以，北宋政治家趙普提出“半部《論語》治天下”并非完全是夸張之語。孔子的政治—倫理學說能夠經久流傳，與其思想的深刻性是分不開的。

孔子賦予天命以客觀必然性和內在規(guī)律性的嶄新含義，并把天命與社會發(fā)展規(guī)律聯(lián)系起來的嘗試，為儒家后學進一步研究和掌握社會發(fā)展規(guī)律起了一個很好的示范帶頭作用。

孟子進一步發(fā)揮了孔子的天命思想。他說：“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孟子·萬章上》)“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順天者昌，逆天者亡?！?《孟子· 離婁上》)“君子創(chuàng)業(yè)垂統(tǒng)，為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薄熬绫撕卧? 強為善而己矣?！?《孟子·梁惠王下》)

孟子已經意識到，社會的發(fā)展常常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人們的所作所為，都要受到“天”、“命”(這是孔孟對于社會發(fā)展客觀規(guī)律的帶有神秘色彩的模糊表述)的限制。從客觀方面講是“天”，以主觀方面講就是“命”。人們通過自己的主觀努力創(chuàng)立功業(yè)，傳之于子孫;或干預世事，影響社會發(fā)展，只能是“求之有道，得之有命”(《孟子·盡心上》)。然而，孟子并沒有把一切都歸結為消極的宿命論。他把命區(qū)分為“正命”與“非正命”：“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于巖墻之下。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同上)主張順理而行，修身立命，并根據道德的需要對“命”進行取舍：對于聲、色、嗅、味等不宜追求的事物，應該持樂天知命的曠達態(tài)度，不去強求;而對于仁、義、禮、智等應該追求的事物，則應置命于不顧，努力求其實現(xiàn)。孟子已經初步認識到社會歷史發(fā)展的規(guī)律性與人的主觀能動性之間的矛盾性與統(tǒng)一性。

孔孟之后，荀子直接把“天命”理解為自然與社會發(fā)展的客觀規(guī)律，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戰(zhàn)斗命題;王充的宿命論主張：“命則不可勉，時則不可力。”其消極成分較多，但就其承認歷史發(fā)展的客觀必然性而言，這一思想又是深刻的。范縝、柳宗元、程朱陸王以及王夫之等，也都承認社會發(fā)展有一必然之“命”(或“勢”)，這就為儒家道統(tǒng)的承繼提供了可資依靠的理論基礎。

作為儒家重要哲學范疇之一的中庸，與天命論有著密切的聯(lián)系。既然社會歷史的發(fā)展是有必然性、規(guī)律性的(雖然是通過“天命”這一范疇隱晦、曲折地表達出來的)，那未以治國平天下為己任的儒家學者就要努力掌握反映這一必然性、規(guī)律性的常道，并切實地遵守它。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孔子提出了中庸范疇。他說：“中庸之謂德也，甚至矣乎!民鮮久矣?！?《論語·雍也》)中，指中正;庸，指常道。中庸即既“不過”，又不“不及”(《論語·先進》：“過猶不及”)，用中為常道。用我們今天的哲學術語來說，就是要掌握一個“度”。為人處事，要把握度，不卑不亢，不冷不熱;治理國家，要因時制宜，有所變革，但又要保持基本的原則，即周代的典章制度。所括“尊天法祖”、“親親”、“仁民”、“禮治”、“德政”等等。這一關于“度”的思想，無疑是深刻的，它是中國哲學思維發(fā)展的重要成果。在事物量變范圍內，反對“過”與“不及”，是保證事物正常發(fā)展的重要環(huán)節(jié)。應當說，這是孔子歷史哲學中一個熠熠發(fā)光的亮點。當然，孔子沒有談到事物的質變、度的突破，這是他的辯證法思想中的一個缺陷，然而我們不能站在二十世紀的今天，用現(xiàn)代的眼光去要求古人作出盡善盡美的完整發(fā)現(xiàn)。任何新事物、新思想在其剛剛出現(xiàn)時，都是有缺陷的，其發(fā)展都要經歷一個量的積累過程。

由于學術界對春秋末期社會變動的性質認識不一(有人說是從奴隸制向封建制的過渡，有人說是由領主封建制向地主封建制的過渡，筆者贊同后者)，人們對孔子的中庸學說在當時的歷史作用評價大相徑庭。但不管人們如何爭議，孔子在堅守綱常名教這一中正之道的基礎上損益結合、因革兼顧的歷史觀在事實上深為中國歷代官方思想家所青睞，并為中國封建社會所接受。

漢代大儒董仲舒以孔子學說為基礎，綜合了戰(zhàn)國時期陰陽家的“五德終始”說，提出了以天人合一為理論基礎、以陰陽五行為體系構架的“三統(tǒng)之變”歷史觀。他認為，“天”(陰陽五行)與人(王道政治)同為一體而互相感應，人類社會與自然界一樣，遵循比相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間相克(木克土，金克木，火克金，水克火，土克水)的原則，不斷地改朝換代，循環(huán)往復，但社會之“人道”—封建的道德，政治、教化、習俗等都與“天道”一樣，永恒不變?！暗乐?，原出于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漢書·董仲舒?zhèn)鳌?北宋程頤解釋中庸時說：“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遺書》卷七)以天為本的道是完美無缺的，必須不折不扣、不偏不倚地堅決實行。只有在“失道”的時候，才應做些形式上、枝節(jié)上的變化，以糾正和彌補“道之失”。

最早把天命與中庸聯(lián)系起來的是孔子的孫子子思。他說：“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中庸》一章)認為天命體現(xiàn)在人身上就是性，循性而行就是道，通過學習和道德修養(yǎng)，達到中庸的境界，成為與天合一的有德之人就是教化。這一思想為后來的儒學家們高度評價、不斷弘揚。這里所講的道，就是孔孟之道。繼承儒家的道統(tǒng)，加強綱常倫理的教化，就是天命的要求。這樣，孔孟之道的繼承就成了天經地義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