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視劇《四世同堂》改編的走調

根據老舍的同名小說《四世同堂》改編成的電視劇已走入千家萬戶。對于它的成功我們并不否認，但比較原著還是缺少了一點很重要的色彩。原著是老舍先生于1944年至1948年其間在重慶和美國寫成的，是一部反映抗日戰爭長篇小說，但又并非單純是一部抗日斗爭的小說，因為它帶有一種與眾不同的思辨色彩。

作者沒有去描寫刀光劍影的戰場，而是把視野濃縮在一個特殊的環境上——日寇鐵蹄之下的八百年帝王之都的一隅——小羊圈胡同。作者也沒有去謳歌抗日英雄，只是寫了一群普通的北平市民，寫了他們掙扎至覺醒的過程。原著表現了作者對人的靈魂的挖掘，對民族國民性的思考。

老舍先生寫的是中華民族在八年抗戰中的屈辱史、憤怒史和反抗史，反映了麻木的市民為“生”而進行的一種自發性的掙扎。小羊圈中的人們在緩慢而艱難地覺醒，正如小說三部曲的名字“惶惑”、“偷生”、“饑餓”。泱泱大國的迷夢在鐵蹄下醒來，求全偷生的傳統心理在屈辱中被撕裂，頑強不屈的民族自尊心在斗爭中迸發出燦爛的火花，這一切都是在被動的反抗中進行的。這并不是丑化，而是真實的寫照，深刻地思考，作品內在的力度正在于對民族傳統文化心理和思想的最優秀部分的挖掘、最落后的東西的批判，這也是作者獨特風格的體現。電視劇的改編恰恰在這一點上相當薄弱，而且走了調。

小說中的主要人物祁瑞宣是作者筆下忠孝難兩全的舊知識分子的代表，他腦子里的國家觀念，還是重慶國民政府，但電視劇中讓他看《西行漫記》和毛澤東像，實際上并不附合人物的思想基調。小說中市民們的反抗(包括錢詩人和尤桐芳的斗爭，)絲毫沒有組織領導和革命目標，只是低層次的自發性斗爭，但在電視劇中被放到了地下黨的領導之下。還有一些類似的處理，應該說都是不恰當的“紅化”現象。作者沒有這樣寫，并非是思想尚未達到這種高度，而是老舍先生的寫作主旨不在這里。這樣改編，實際上是縮短了覺醒的過程，淡化了心靈掙扎的痛苦。而強化“不屈”的性格，以社會政治視角來代替文化心理視角的改編也是一種對原著風格的違背，沖淡了原著的深刻性而流于概念化的膚淺。雖熱鬧痛快，卻缺乏發人深省的力量。

藝術的價值在于獨特的風格，在于真實地反映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