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政府主義與巴金的早期創作

我國著名愛國主義革命作家、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反帝反封建的堅強戰士巴金，不僅在解放前創作了以長篇小說《家》為代表的一系列優秀作品，而且在建國后特別是粉碎“四人幫”以后又多有著作，為我國現、當代文學作出了卓越的貢獻。但是，考察巴金早期的創作，無政府主義思想對他是有重大影響的。

“五四”以后，西方思潮涌入中國。其中以“左”的面目出現的無政府主義吸引了當時充滿革命熱情的年輕的巴金，成為巴金熱烈追求的人生信仰。1921年，巴金參加了成都出版的無政府主義刊物《半月》雜志的編輯工作，并撰寫文章宣傳無政府共產主義，鼓吹社會革命。革命的獨特歷史條件使巴金把無政府主義當作反帝、反封建和攻擊國民黨反動政權的武器，并從中受到“鼓舞的力量”，寫成了《滅亡》、《新生》、《愛情三部曲》等作品。這些小說中體現出的強烈的反帝反封建思想，與他的世界觀形成了鮮明的對照，成為現代文學史上的奇觀。實際上，這是因為巴金對無政府主義并非從體系上完全吸收;而是在追求自由光明的思想基礎上，從反帝反封建的立場出發，來接受其中能為民主革命服務的成份和因素。但是，無政府主義對巴金早期創作的消極影響也很大。

這種影響首先表現在他描寫革命運動時，往往不能正確理解個人與群眾、個人與組織的關系，而夸大了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在革命中的個人作用。如《滅亡》結尾就寫到杜大心只身刺殺戒嚴司令未遂自殺后，上海紡織工人在他的精神感召下舉行大罷工取得了勝利，而領導罷工運動的正是杜大心的崇拜者李靜淑。這些作品里也描寫了革命團體，但卻取消了堅強的領導，而強調個人的自由行動。小說中表現出的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按列寧的說法，“多半是掙扎和報復的表現，而很難說是斗爭。”其次，作品把革命與革命者極端對立了起來，似乎革命就是死，參加革命的唯一目的就是獻出自己的生命。這使小說帶上了濃重的感傷、憂郁色彩，在青年急躁、冒進、遭受挫折而悲觀失望，極需有人指明出路時，會在感情上對他們起到扯后腿的不良作用。巴金自己也說：舊社會，青年人，“最初喜歡我的作品，可是不久他們要移步向前，在我的小說里卻找不到他們要求的東西，他們只好丟開它們朝前走了”。

實際上，巴金自己雖沒有明確表示過要放棄無政府主義，但在以后的創作中也已經克服無政府主義的消極影響，漸漸“朝前走”了。被魯迅稱贊為“屈指可數的好作家”的巴金，終于在文學上取得巨大成就，并為我國新文學贏得了世界榮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