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末倒置的小說理論

梁啟超是中國近代史上著名的資產階級維新思想家、政治活動家，同時又是杰出的文學家和資產階級文學革新的主將。為了推進政治的改革，梁啟超十分重視文學的力量，特別是對小說賦予了巨大的社會使命。

早在上個世紀末，梁啟超就十分重視小說的社會作用，主張翻譯西歐和日本的政治小說。認為日本的明治維新，西方的政治變革和社會進步，“政治小說為功最高”。1902年，梁啟超發表了《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一文，正式提出了“小說界革命”的口號。

在這篇文章里，梁啟超把傳統偏見視為“小道”、“末技”、“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說抬高到“文學之最上乘”，極力強調小說的社會政治作用。他看到了小說具有“熏”、“浸”、“刺”、“提”四種感染力，故此他認為舊中國群治腐敗的總根源，在于中國古代小說內容的腐朽;中國人的狀元宰相思想，才子佳人思想，江湖盜賊思想乃至妖巫鬼狐思想等等，都是從小說傳播而來的。他又把國家的前途和命運與小說緊密聯系了起來，他說：“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說;欲新宗教，必新小說;欲新政治，必新小說;欲新風俗，必新小說;欲新學藝，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說。”堅定地認為：“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說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說始。”

梁啟超的“小說界革命”即小說革新的理論，最鮮明的特點是強調小說的社會政治作用，把小說作為改革政治、開啟民智的工具，梁啟超把革新小說與“新民”、“新道德”、“新政治”、“新風俗”、“新人格”以及與資產階級思想文化啟蒙、社會改革結合了起來，企圖把小說的內容從封建傳統思想的束縛中解脫出來，在當時具有明顯的進步性。但是，梁啟超的歷史觀根本上是有悖于歷史唯物主義的，是錯誤的。歷史唯物主義認為社會意識形態的變改，決定于社會經濟基礎的變革。梁啟超卻把二者本末倒置了，誤認為屬于意識形態范疇的小說可以決定社會的變革與進步，當然就不可能得出正確的結論。在這種小說理論指導下的創作，根本不可能是成功的。梁啟超自己創作的《新中國未來記》，其目的是“發表政見，商榷國計”，完全是一篇政治宣言式的文章，梁啟超自己也認為這篇小說“似說部非說部，似裨史非裨史，似論著非論著”，藝術上的失敗，正好證明了梁啟超小說理論的失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