瘋漢與文字獄

清代文字獄之苛酷，連瘋漢的病中胡言囈語也不放過。

乾隆十六年(1751年)八月直隸平鄉縣王肇基忽赴汾州府同知衙門呈獻萬壽詩聯，被控詩聯后所敘之語“毀謗圣賢”、“狂吠悖謬”即被扣押審查。王供獻詩恭祝皇太后萬壽，不過盡我一個小民之心，欲求皇上喜歡。那里敢有一絲訕謗，實系我一腔忠心，要求皇上用我，所以才寫成詩篇來獻。并且說孔、孟、程、朱學說也都與他一樣是為顯露自己才學，以求得用。乾隆帝看過案卷認為王肇基不過是“瘋人而已”，但又認為他無知妄作、毀謗圣賢、編造時事，病發之時尚復如此行為，其平昔之不安分，作奸犯科即可概見，因此同樣是不可饒恕的。于是命將王肇基立即亂棍打死，使愚眾知所炯戒。精神病患者以文字獄獲罪，自此案始。

乾隆十八年(1753年)浙江上虞縣民人丁文彬忽至山東曲阜衍圣公孔昭煥府，口稱親戚，要求面見。孔昭煥以其必屬匪人，遂搜出其所著《文武記》(旁書《洪范》、《春秋》)《時憲書》等書，以書中寫有“大夏”、“大明”等大逆不道之言，即將丁文彬羈留。署山東巡撫楊應琚得報，即馳赴袞州提訊丁文彬。丁文彬供稱自幼讀書，乾隆十三年受“上帝”啟迪開始著書，至十五年“上帝”又命改作《洪范》、《春秋》，書中“大夏”乃“是小子國號”，“天元是年號”，“董妃”是松江開茶館董老板十五歲的女兒，“小子心里想，就把她封了妃，記載在書上的”。丁文彬堅稱并無主謀，黨羽，“實是蒙上帝時時啟迪，常在身邊說話，旁人不能聽聞的”。“后聞老衍圣公歿了，遂至孔府接位，承其統緒。”并奉“上帝”之命娶老衍圣公的兩個女兒。楊應琚斷案：該犯乃一神精病。本是一至貧極賤之人，學了一點陳言爛語，就自詡為奇材異能，因而妄想富貴女色，癡心日熾，結為幻影，牢不可破。于是發泄其梟獍之心，狼號狗叫，胡說八道，無所不至。于是請準照謀反大逆律即行凌遲處死，親屬依律緣坐，文彬兄丁文耀、侄丁士麟、丁士賢斬監侯，秋后處決。文耀之年十五歲以下之子丁士良、丁士信給付功臣之家為奴;王素行既見逆書并不首告，杖一百，流三千里;蔡穎達、徐旭初混看丁書，各杖八十，徐旭初并革去衣領;丁文彬病叔丁左白以病故免究。此外，現任江蘇巡撫莊有恭于乾隆十四年江蘇學政任內曾接過丁文彬獻書，以其未曾奏聞查辦，照莊有恭學政任內俸祿養廉數目十倍加罰，以為徇名利忘大義者戒。

甘肅成縣民人王獻壁自幼讀書未成，自看醫書，給人治病。乾隆十九年染患瘋病，后拜僧人越廷佐為師，取有法名王寂元，隨同僧人念經拜簽，得錢餬口。乾隆二十 一年瘋病復發，無人邀其念經治病，遂捏造仙佛下界等詞，欲圖誑騙銀錢。二十六年十月王獻壁將書詞一封投入陜西學政鐘蘭技轎內，鐘以其書詞悖逆上奏朝廷，并隨將王獻壁拿獲。帝命亞鞠定擬。陜甘總督楊應琚嚴刑訊審，王獻壁供：小的書寫逆詞投遞，確是在病發糊涂時，不由自主，自今回想，小的不由自解;若是明白，豈肯留下真實姓名。楊應琚等以王獻壁“編造逆詞，肆行煽惑”于十二月請準按大逆律將王獻壁押赴市曹凌遲處死并梟首示眾。王獻壁子侄王勤、王壽保、王卿、王魁依律擬斬立決;妻王氏、長媳王氏、次媳胡氏并次女名二女子及年未及歲之孫強娃子、金 膽、跳山兒、銀碗兒、孫女貝女子均解部給功臣之家為奴。僧趙廷佐杖八十，枷號兩個月，勒令還俗。

類似的瘋人案在乾隆朝還發生過許多起。這些“瘋人”多是讀書未成的窮愁破落的失敗知識分子、封建教育的非理性使他們脫離現實，想入非非。在長期的壓抑中，使其精神失常。其言行的怪異又正好為文字獄的捕風捉影、牽強附會所利用。他們是封建教育的犧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