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中國發行公債的背后

舊中國的北洋政府和后來的國民黨政府都發行了大量的公債，當時的上海證券交易所，絕大部分也是公債交易，而股票交易則十分冷落，所以有人稱之為財政市場。因為它并不能很好地發揮資本市場的作用。

北洋政府在它統治的16年中，總共發行27種內債，實際發行額為61206萬元，其目的是用它來解救財政窘迫的困境。1927年國民黨建立南京政權，等待著它的也是財政窘迫的困境。這時上海的著名銀行家張嘉璈向國民黨財政部長宋之文建議，如果“公債信用一佳，則百事迎刃而解”，從此以后，南京政府就靠發行國內公債來維持它的財政了。

南京政府于1928年發行善后短期公債4000萬元，金融長期公債4500萬元，金融短期公債3000萬元，接著于1929年發行關稅庫券(名為庫券，實則長期公債)4000萬元，裁兵公債5000萬元。編遣庫券7000萬元，這三種債券的期限分別為62個月、10年和100個月，因為常常有人因公債投機失敗而自殺，所以當時戲謔者把這三種公債券的頭一個字連起來，稱之為“棺材邊”(即關、裁、編的諧音)。到1931年止，不到五年時間，南京政府就發行公債105800萬元，比北洋政府16年所發的總和還多73%。

進入三十年代，公債發行形成高潮，發行額繼續增加。公債的發行，即所謂一級發行市場，主要靠銀行接受抵押加以包銷;據統計，1934年全國銀行業購置“有價證券”的余額為4.69億元(其中雖有一些企業股票與債券，但絕大多數是政府公債)，為該年銀行業放款總額26.23億元的17.8%，占存款總額29.97億元的15.6%;1935年銀行業“有價證券”余額增至5.93億元，占放款總額(31.95億元)的比重增至18.5%，占存款總額(37.89億元)的比重仍為15.6%，在銀行業總的資金運用中，用于購置有價證券的比重如此之大，可見金融業與公債關系的密切了。而公債購買者多，投機者更多，這是由于二級流通市場——證券交易所的作用。作為經濟中心和金融中心所在地上海的交易所，遠比北京交易所營業興盛，它的全年成交額，1928年3.8億元，1929年增為14.1億元，1931年又增為29.2億元，1932年有所下降，1933年又增至32.1億元，1934年更高達47.7億元。當時上海證券交易所雖有公債交易和股票交易兩個部分，但股票交易自從1921年發生“信交風潮”后十分冷落，絕大部分是公債交易。

公債交易如此興旺，成交額如此巨大，不僅是由于投資公債獲益豐厚，吸引了龐大的游資，還由于狂熱的投機活動把它推上了顯赫的地位。因為交易所不僅可進行現貸買賣，還可進行三個月以內的期貸買賣。投機者是與市價漲落波動而伴隨俱來的，當時的軍事、政治、經濟的變動和變動前的各種猜測或謠傳，都可成為市價上下波動的因素。市場的敏感性特別強，內戰、外來侵略，政局變化、財政狀況、債務前景等等，都會引起市價的變幻。一些有政治背景的勢力集團，故意制造假經濟情報和散布誘發性很強的謠言，真真假假，虛虛實實造成行情動蕩不定，市價變化莫測，使眾多散戶受騙上當，更增強了證券交易的投機氣氛。

到抗日戰爭前夕止，南京政府總共發行公債26億元以上。抗日戰爭勝利后，政府宣布按照面額價值兌付現款。那時通貨膨脹，物價已上升數千倍，照面額兌付，實際上把這項諾大的債務一筆勾銷了。舊中國發行公債這個經濟事件給我們留下一條深刻的啟示：國家的性質決定國內公債的性質，在舊社會，國家是統治人民的工具，公債是對勞動人民進行剝削的一種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