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取適當的距離

朱光潛先生在《談美》中講到：人們有這樣的審美經驗：一行楊柳在河的對岸，從此岸看去，覺得它們很美，但到了彼岸，卻不覺得怎么樣了。

這一日常生活經驗同樣適用于文學創作。簡單一點說就是創作上的“距離感”問題。河畔楊柳看上去很美，是因為它們隔著一條河，與觀察者之間有一段距離。同樣，作家在深入生活時往往是全身心地投入;而進入創作過程，又應該與生活取一點距離，所謂源于生活又離于生活。這樣，作品才給人以美感、啟迪。否則就成了單純的摹寫而非創造。文學對生活進行變形，沒有距離是變不出來的，但這一距離的選取卻要適度。太近了固然不行，太遠了也不會有美感。

李金發和戴望舒都是我國現代文學史上的象征主義大家。但比較起來，戴望舒的象征更易被人欣賞、被人接受。其作品給人以輕松、愉快之感。李金發的作品讀起來則費力、累人。除掉一些其他因素，兩位詩人所取的生活情趣與象征之間的距離的不同應該說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原因。李金發的詩之所以不易為讀者認同，也許正是由于他的詩歌與生活之間的距離取得過大。

如今的一些“新潮小說”、“新潮詩”之所以讀不懂，原因往往是藝術的變形與生活之間的“距離”取得太大太遠。卡夫卡一類的變形，詩中的諸如“客觀效應”的尋求，未必不可采用，但有些小說和詩之所以不知所云，恐怕是因為作者在“遠取譬”時走得太遠了，甚至“拿來”時患上了“食洋不化”的毛病。

近年來詩歌出現低谷，原因很多。“距離”的選取不能不說是一個重要方面。因此，文學創作中，怎樣在作品和生活之間選取一個適當的距離，這是一個非常值得文學家、理論家探討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