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斯捷爾納克的不幸

帕斯捷爾納克是當代蘇聯著名的詩人和小說家。他出生于一個藝術家家庭，從小受貴族文化熏陶，又繼承了十二月黨人介于改革與傳統之間的精神矛盾。但是，帕斯捷爾納克一直在努力改造著自己的思想。早在二十年代，他就寫下+不少歌頌列寧、表現俄國革命的詩篇，如《崇高的激情》、《一九○五年》等等。但是，三十年代以后，背負著歷史重荷的詩人又一次落后于時代潮流。又遭到批評指責后，他基本上停止了寫作。直到1956年解凍春潮早來，帕斯捷爾納克急切地拿出自己傾力二十年寫成的《日瓦戈醫生》手稿，但這部小說竟給他帶來了更大的厄運。

帕斯捷爾納克首先把手稿寄給了《新世界》雜志，但被退回了，而且退稿信中還譴責他的小說仇恨社會主義。帕斯捷爾納克只好把手稿寄給意大利共產黨出版人費爾特里內利，并于1956年10月正式出版。這引起了國內的一致聲討。蘇聯報刊嚴厲譴責他是“社會主義革命的誣蔑者和誹謗者”，蘇聯作協也開除了帕斯捷爾納克的會籍。

其實，《日瓦戈醫生》并不是一部反蘇的政治小說，而是一部飽含詩意的藝術作品。作者真實地反映出革命最初年代的挫折和失誤，又讓書中人物發表過與革命格格不入的議論。但作者心愛的人物沒有一個是反對十月革命的，也沒有一個不是想為蘇維埃政權服務的。至于那些不恰當的議論，也只反映出人物對革命過程中某一階段或某些事件的認識，并非他們對革命的根本看法。而反對蘇維埃政權的兇惡敵人正是作者揭露和譴責的對象。但是，當時的人們已經不能冷靜地對作品進行細致的分析，所以就不可能得出正確的結論。

1958年諾貝爾文學獎授給帕斯捷爾納克，更是火上澆油。他象日瓦戈那樣作出了最后抉擇：他要當蘇聯公民，不要諾貝爾獎。但輿論并沒有因他的鮮明立場而放松對他的攻擊。此后的帕斯捷爾納克一直抑郁寡歡，承受著巨大的精神壓力，孤獨地度過了他生命中最后的兩年。兩年后，帕斯捷爾納克的不幸終于結束了：1960年，他病逝于生他養他的俄羅斯母親的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