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臺詩案

王安石進行教育改革，蘇軾作為學官而反對新法，因被撤職，外放湖州。他因在翰林院呆了多年，沒有得到提升，而改革一起，又多任用擁護改革的年青人，政見又與自己不同。因此，在去湖州赴任的路上，一路與人酬唱，寄情山水，作文賦詩之中，不免有對政治不滿的情緒和牢騷流露出來。

元豐二年(1079)監察御使里行何大正、舒亶，國子博士李宜，御史中丞李定分別上書，指責蘇軾作詩作文辱罵新法，詆毀政治，擾亂視聽。何大正指出，蘇軾在就職湖州的謝表中說：“我不識時務，難以追攀和陪伴新提拔起來的人;人老志衰，不喜歡惹是生非，或許只能去管一管窮鄉僻壤的老百姓”，是愚弄朝廷，妄自尊大，不守為臣之道。并指責蘇軾一貫反對新法：“一有了水災或旱災，或者出了強盜小偷，蘇軾必定出來煽動，把責任推到新法頭上，并且幸災樂禍，惟恐不甚。”舒亶也指責蘇軾造作讒說，觸物即事，應口所言，無一不以譏謗為主。并列陳蘇軾的詩“贏得兒童語言好，一年強半在城中”是諷刺新法的農貸政策討小兒喜歡，敷弄百姓;“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知無術”是諷刺官吏考核制度;“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是譏刺興修水利的事業;“豈是聞韶(古代最美好的音樂，孔子聽了這種音樂，連肉的香味也忘記了)解忘味，邇來三月食無鹽”是攻擊鹽鐵專賣政策;在詩中引用襄引竇梁的典故是攻擊朝廷有奸臣專權;引用燕蝠的典故是諷刺朝臣如燕蝠紛紛然爭晨昏之利等。李宜等指出，蘇軾在靈辟鎮為張秀才寫的“張氏園亭記”中，瞽惑人心，淆亂是非，“顯涉譏諷”。此外還如《詠檜》詩中“根到九泉無曲處，歲寒惟有蟄龍知”是把象征皇帝的龍放在九泉，顯系褻瀆九五之尊等，要求皇帝對其嚴厲治罪。于是皇帝責成御史臺立案勘察。御史臺又稱烏臺，所以此案又稱“烏臺詩案”。御史臺將蘇軾押解京師審訊。勘察結果，連附馬王詵及著名詩人黃庭堅等在內，為收藏蘇軾有譏諷文字而又不主動上繳主管部門的有近百人被逮捕，除部分人因查確系毫無牽連、無罪釋放外，大多數人都受到了撤職、降職、笞杖、刑獄、流放、監禁、罰款等嚴重的處罰。這一案件震動朝野。

本來，從王安石的改革來說，注意到意識形態的統一，要求對改革作正面的理解和宣傳，都是無可非議的。但是，走到極處，把嚴肅的政治改革和教育改革發展成為殘酷的政治迫害，并以此來支持改革，卻是改革者們始科所不及的。因為熙、豐教育改革并不是王安石一個人的愿望，而是熙寧諸臣共同的建議和設計，其中也包括一些名臣舊勛和思想比較中和和保守的人。以政治迫害來解決思想認識問題的做法，延至后來，成了“元祐黨人碑”的起因，導致了兩宋時期長期的黨派斗爭，甚至有人將“靖康之禍”也歸罪于王安石的改革。一個勇敢的改革者以歷史的罪人沉怨千古，不能不說是令人痛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