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共河的管理

清代260多年間，黃河決口頻繁，災情嚴重。由于黃河的安危關系到運河的暢通，清朝廷對于河工極為重視，康熙帝把“三藩、河務、漕運”列為三大事，書于宮中柱上。清代對黃河如臨大敵，總河都兼兵部尚書，把治河組織按軍事建置看待，設河、道、廳、汛、堡各級。

清代黃河各工分為歲修、搶修、另案、大工幾個類型。歲修即冬勘春修，是安全度汛的前提。搶修是在桃伏汛內搶辦各工。另案又分常年另案和專款另案，比歲修搶修工程量稍大。大工是指特別撥款的專款另案。

工程的修守有“四防二守”：晝防、夜防、風防、雨防;官守，民守。

河工經費來源主要有：1)各部司庫撥款，主要是戶部。2)各省額征河銀。3)商捐(勸捐)。4)攤征、捐監等名目。河工耗資巨大，用銀總是以河防關系重大為名，多方搜刮。

為了多支錢糧，河官經常虛張聲勢，謊稱險情。例如決口，“有盜決，有故決，有修筑不堅而決，例處緊嚴，急宜諱之，大概總以漫溢具報”。所以清代決口，絕大部分是漫決，其中假報的占有很大一部分。朝廷雖知其中有詐，亦無可奈何。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五月，朝廷諭：“似此漫無限制，于另案之外復添另案，無論帑項贏絀，日久將何以為繼耶。推原其故，總由河員等奢靡相尚，揮霍性成，甚或假公濟私，侵帑肥橐，以報險為恐嚇，濫支濫應，喪盡天良。”道光二十三年中牟大工，堵口共用銀達一千一百余萬兩。大工堵口，已成為河工舞弊的淵藪。甚有領帑竟不動工者，皆非別有神術，使管轄官不能以意查詰也。各種冒銷之術，不可枚舉。

清代河政的腐敗，其根本原因在于清朝制度本身的弊病。以官制而言，滿漢分明，王公大臣官官相護，親化組合，道臺以下，均可花錢捐納，河官也不例外。因此，新官上任，既不熟悉河務，也不想負責任，只能以搜刮錢財為能事。另外，上下官吏串通舞弊，已成風氣。這些在官方的奏報中難以反映，但在野史中卻有這樣的感嘆：“嗟乎，國家歲靡巨帑以治河，然當時頻年河決，皆官吏授意河工掘成決口，以圖報銷保舉耳。”同時又憤怒指出，“南河歲修經費，每年五、六百萬金，然實用之工程者不及十分之一，其余以供官員之揮霍”。：竭生民這膏血，以供伉官污吏之驕奢淫僭，天下安得不貧苦”。這樣的事實使后人看來感到觸目驚心。但在政治黑暗的封建社會里，苛政猛于虎，官心似墨，民不聊生。

在改革開放的大潮中，在提倡廉政建設的今天，《清史》可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