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官商制度

清政府的對外關系是閉關自守，但又不能完全閉絕，只得開放廣州一口與外洋貿易。但是既然允許貿易，就不可避免地要發生買賣和管理的問題。清政府的重點放在防夷上面。于是在對外貿易過程中逐漸建立起一種極為嚴密的官商制度，外商的一切買賣活動必須通過清政府批準設立的行商來進行。

行商通稱十三行，其實行商數字不一定是十三家，有時多于十三家，有時少于十三家。如1757年多達二十六家，又如1781年少到只有四家。

行商是經過清政府批準的、壟斷對外貿易的少數特權商人。一個行商除了他的本名如潘振成、盧恒觀、伍秉鑒與行名如同文、廣利、怡和之外，還有一外對外通稱的商號，稱為某官，如潘啟官、盧茂官、伍浩官。行名和商號是世代沿用，父子相襲的。所謂某官，是一種尊稱，而且一般行商，也多數捐有官職。行商的性質，屬于半官半商，如屈大均的《廣州竹枝詞》中曾有“洋船爭出是官商，十字門開向二洋”之句，就是把行商稱為官商。

行商是一種壟斷性的商業組織，凡是外商的一切進口貨物由其承銷;內地的一切出口貨物由其代辦。獨占商務，劃一市價，不許競爭，不許經售劣貨，拖欠貨款。同時，外商應繳的出入口船鈔貨稅，由其承倉代繳;外人居住行動，亦由其照料約束;中外交涉事件，亦由其居間經辦。行商一方面壟斷中外貿易，一方面又是外商與中國政府之間聯系的唯一媒介，實際上負有商業與政治雙重任務。

行商是一行的負責人，另外還有通事、買辦、銀師、工役等等。這些人物在商業交往中各有其專職，但在監督外國商人方面對政府起保證作用，并又互相保證。到1745年(乾隆十年)，清政府把保甲制度的成規推行于行商。“行”與“行”互保，同行倒閉，各行行商負責分攤清償債務;“行商”保“夷商”，夷商生事或拖欠稅款，由行商負連帶責任，這就是所謂“保商制度”。這種“保商制度”自1745年以后，不斷修訂，補充，從1759年(乾隆二十四年)兩廣總督李侍堯奏定的防范外夷規條至1835年(道光十五年)兩廣總督盧坤奏準的管理外夷辦法，至少經過大小六次的修訂。到鴉片戰爭前夕，已經形成一個以監督外商為主要任務的錯綜復雜的保證系統。按規定：“夷商”只能同行商交易：“夷商”交易完畢，不能留在廣州過冬，留駐廣州期間，行動上予以嚴格限制。更不準攜帶武器，與內地勾通消息。為了防止違反規定的“作奸犯科”行為，建立了行商保通事，通事保雇買辦，買辦保雇小工的所謂“層遞鉗制”的保證制度。

總之，自十八世紀五十年代末期以后，清政府為了達到閉關自守、防夷的目的，首先把對外貿易的渠道限制在廣州這個狹窄的地區，然后又在這一“瓶頸”地帶實行一套“以官制商，以商制夷”的管理制度。

清政府推行以官制商、以商制夷、層遞鉗制的官商制度，它給后世留下一條教訓：政府對外貿易管得過死，限制過多，手續繁瑣，不利于經濟的媽發展和繁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