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賣官制度

賣官制度也稱捐納制度，最早起于漢代的納粟拜爵，是封建王朝為了特定財政需要，利用官爵封典或贖罪，向人民或官吏募集粟米和銀錢，借以彌補財政收入不足的一種征集錢財的規定。漢以后各代均有沿用，并漸成為賣官鬻爵的斂財途徑。到了清代，這一制度也由始而逐漸發展，終至于濫。每當軍事、河工、水災需要緊急時，多援用捐納事例，作為一種征取臨時財政收入的手段。它和動員商人向政府報效錢財，往往同時并行，兩者在各期的歲入中，占有重要的比重。其中每年捐納收入少則一二百萬兩銀，多則四五百萬兩銀，如雍正9年，戶部全年收入銀996萬兩中，捐納收入為420萬余兩，占42%以上。乾隆19年，戶部全年收入銀1424萬余兩中，捐納收入為556萬余兩，占39%以上，嘉慶九年，戶部全年收入銀1377萬余兩中，捐納收入更達1083萬余兩，占78%以上。從清代前期的財政狀況來說，康、雍、乾三朝是屬于國家全盛，積蓄有余的時期，但捐納制度卻正是在這一時期逐漸發展起來的。它雖為解決一時之需，起過彌補財政不足的作用，然而，由于取之既易，遇事援例發展，終于到清末形成了不可收拾的局面。乾隆58年，清高宗弘歷頒布停止捐納詔，是對這一制度存在弊端的一次招認。可是，繼其后者，明知其弊，但在財政匱乏、需要緊迫的情況下，仍然利用捐納，圖取財利，作為止渴妙藥，并且還列為一項財政的常規收入。

清初，重視科舉考選正途出身，才能充任官職。順治初年，為了獎學，曾對士子進學作出可“納粟入監”的規定，但不能得官，是后來形成捐納制度的開始。繼后，對被革職的官員，為了示恩贖罪，進一步規定可分別納糧，允許其回復原來官職，這樣又開納糧復官之端。康熙13年，因平定三藩之亂需要。3年內共收得捐納銀200余萬兩，用錢財捐納的知縣官達500余人。當時尚只作為一種暫開的事例。開始時由于官缺較多，捐納容易得官授任，踴躍爭趨。其后，一些捐納者監于捐納錢財后，往往非數年不能入選，于是徘徊觀望。有位御史為此曾提出采用限期停止的辦法，即用收收放放，開開停停的方式，鼓勵捐納，等于做買賣，看行情漲落。這一建議，為康熙帝所采納，確實停止了一段時間。不久，因西安大同鬧饑荒，永定河開工疏浚，又開捐納以籌款支用。雍正初，不少封疆大吏，以運米賑災、營田等為由，屢請授照前朝捐納事例，雍正十一年時，云貴總督鄂爾泰以滇黔墾荒，經費無首為由，請仿營田例開捐納，經戶部議定，除道、府、同知不許捐納，凡通判、知州、知縣及州同、縣丞等官職，均酌議準捐，詔下九卿議行。這樣不但文官可捐至地方州縣各官，京官可捐至郎中之職，而且武職也可捐至千把總，捐納官職的范圍日益擴大。此外，作為常例，凡文武生員，內外官吏及平民，均可以職銜、加級、記錄、封典等不同內容請求捐納。所有捐納事務，并規定由戶部專設捐納房辦理。所得捐納銀兩，一部分歸本省外，其余統送京師，上交給捐納房。凡報捐者，屬于官吏，或貢監生員，均分別給予執照，儼然成為一種公開的合法制度。康、雍兩朝中，用兵雖多，常賴捐納收入加以挹注，財政因而仍有積余，然而，這種捐納缺席都逐漸發展，以至難于停罷。

清高宗弘歷(年號乾隆)，在位六十年，他的“十全”武功，包括大小金川之役，準回之役和臺灣之役，對統一和加強多民族的封建國家政權，作出了一定的貢獻，但這些戰役耗費的軍事支出則達1億3千萬兩銀之多，龐大的支出，如何加以挹注?它的主要來源之一，就是繼承前朝的捐納制度和商人報效辦法，以代替加賦加餉直接征賦于民的做法，來彌補財政收入的不足。據史料記述，當時捐納收入達5千萬兩，占軍費支出的40%左右。后來又經戶部奏請，凡保舉、考試、試俸等屬升遷環節，也可以捐納免例，而屬于罷譴、降革留任等失責降貶，只要按規定數量捐納銀兩者，也都可予以復任。因而，從弘歷在位時情況來說，以捐納方式作為彌補軍費等財政支出手段，是他經常采用的一種理財辦法。

以捐獻和報效為名的賣官制度，為地主、商人開辟了納錢當官的捷徑，使封建官僚機構更加膨脹，更加腐朽，以官爵作為商品訂價出賣，表面上似乎未直接加賦于民，解決了財用的需要，實際上都是官吏和商人敲剝人民所得，間接地打擊了勞動者的生產的積極性，弊害甚大。因此，這種制度，留給后人的只是以下的失敗教訓。賣官斂財，財源必竭;錢能買官，吏治必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