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才子形式主義傾向表現在哪里

唐代宗大歷年間(766—779)，在詩壇上出現了一批有才華的詩人，他們以長安城為中心，彼此唱和，聲名遠揚，文學史上稱之為“大歷十才子”(錢起、韓翃、盧綸、李端、耿沫、崔峒、吉中孚、苗發、司空曙、夏侯審)。十子的詩作當時頗有名氣，今天看來確也不乏佳句名篇，但歷來對他們評價不高，以為有形式主義傾向。

翻開十子各種題材的詩歌，最有形式主義之嫌的當是那些贈酬送別之作。“十才子”大都是些出身寒微而又喜歡作官的人，為了得到引薦，常周旋于王公貴主門下，陪侍燕飲，賦詩唱和，借以施展才華，博得主子賞識。據記載當時郭暖(郭子儀子)和昇平公主(代宗之女)夫婦附庸風雅，常和文人集宴賽詩，而“多在暖之門下”幫閑的“十才子”;每次賽詩出盡風頭，或“李端擅場”，或“錢起擅場”，各自使出平生的作詩本領，去爭奪主人“金帛名馬”的賞賜。試想，這種場合作的詩，怎能有充實的內容和真實的情感呢?王國維說：“詩至中唐以后，殆為羔雁之具矣”(《人間詞話》)，這話正點破了十子贈酬詩的特征——投權貴之所好，邀功取寵，置現實的動亂與生民的疾苦不顧，一味歌頌升平，粉飾太平，象“不愁歡樂盡，積慶在和羹”之類，簡直無聊空虛之極。

朋友遠行，分別在即，這本是人的情感最豐富復雜的時刻，此時作詩，也最能感人肺腑，發人深思。然而，對“大歷十才子”來說，送人作詩似乎成了一種例行公事。高仲武《中興間氣集》中說：“自丞相以下，更出作牧，二公(錢起、郎士元)無詩祖餞，時論鄙之。”可見當時送別集宴，請文人作詩贈送竟是一種裝點門面的時髦舉動。以此考察十子的送別詩，有真情實意者少，諛諂敷衍者多，除個別贈送親友之作感情真摯，有現實感和生活感之外，大部分屬內容平庸的應酬之作，且堆滿溢美之詞。錢起《送元中丞江淮轉運》云：“薄稅為天府，輕徭賴使臣。歡沾賜帛老，恩及卷綃人。”而實際上元載是歷史上有名的大貪官，在江淮轉運使任上敲榨勒索，壞事作盡。象這些違背情理，借機討好達官的送別詩，十子作了不少。

總覽“十才子”的詩集，贈酬送別詩幾乎占一半左右。由于他們作詩極喜歡在格律、字句上下功夫，而工巧的結構、優美的詞藻、和諧的聲律，恰好掩蓋了情感、內容的空乏和思想境界的庸俗卑下。“大歷十才子”的形式主義傾向正表現在此。令人嘆惋的是，他們這類詩的不良傾向，不僅影響了自身的文壇地位，還對中唐詩壇產生了消極作用，后人多將“稍趨浮響”的中唐詩風歸罪于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