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余年虛浮的詩壇

“詩首先是詩，詩作為直接的政治宣傳品的厄運早該結束了!”當我們回首五十年代末到文革十年這段時間，面對“政治”籠罩下的詩壇，我們所能發出的只有這樣悲愴的一聲呼喊。

中國新詩在很大程度上受政治態勢的影響和制約。它的產生、發展乃至徘徊、停滯，每一步都同政治、文化斗爭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上述的十數年間，詩歌更是依附于政治，成為宣傳、教化的手段，配合運動的工具。詩作為運動的號角，階級斗爭的刀劍與炸彈，掃除牛鬼蛇神的鐵掃帚，隨著運動的被否定而失去了它存在的價值。只留下遺憾和教訓的見證。

1957年反右運動給詩歌造成相當大的消極影響。一些有才華的新老詩人被錯誤地劃為“右派分子”，被迫停止歌唱。過火的政治運動的壓力，簡單化、教條主義的思想批判，束縛著詩人，也給詩歌套上了枷鎖。1958年的“民歌運動”更使詩歌走向虛假、浮夸和單一，向統一的政治口號靠攏。在“全黨辦文藝”，“人人是詩人”的錯誤思想指導下，詩歌開始粗制濫造，毫無藝術性而言。象“白菜長成一摟粗，扛回一棵進食堂。九十九人吃一頓，還剩十斤零八兩?！边@樣的民歌為數甚多。由于“浮夸風”、“共產風”的滲透，這種說大話，吹牛皮，違反科學和常識，脫離現實的“革命浪漫主義”作品，成為畸形的時代生活及其精神狀態的簡單記錄和反映。

其后，文化大革命的十年，詩壇更是荒蕪、蕭條到令人沮喪的地步。詩歌創作受到嚴重的摧殘，在“新詩也要學習樣板戲”塑造高大完美的“英雄形象”的口號下，抒情詩幾乎被扼殺，敘事詩成了“寫與走資派的斗爭”等政治口號的產物，愛情詩則形成前所未有的空白。充斥報刊的是脫離生活，抹殺藝術的虛假的“詩歌”。

詩歌評論家謝冕說過：“我們有太多的粗暴干涉的教訓(而每次的粗暴干涉都有著堂而皇之的口實)，我們又有太多把不同風格、不同流派、不同創作方法的詩歌視為異端，判為毒草而把它們斬盡殺絕的教訓”。十余年虛浮的詩壇，在我們新詩今后的發展探索中，提供了有益的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