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學·關于徐霞客的研究·精神風貌研究

徐霞客這樣一位偉大人物在明后期的出現，不是偶然的，與當時的政治、經濟和思想文化狀況息息相關。早在四十年代初，竺可楨就撰寫《徐霞客之時代》(載《地理學家徐霞客》)一文，提出“霞客生當明之季世，何以能獨具中西文化之所長，欲探求其理，則不得不審察霞客之時代”。他認為，徐霞客深受兩方面的影響，一是在朝在野均能守正不阿的東林黨人對他的熏陶，二是來華的耶穌會教士帶入的西洋科學對他的浸染。1949年后，時代背景問題更受重視。任美鍔率先提出，徐霞客開辟了有系統的觀察自然、描述自然的新方向，與他所處的中國資本主義萌芽時期的時代精神是有著密切聯系的(《〈徐霞客游記〉選釋》，載《中國古代地理名著選讀》第一輯，科學出版社，1959年)。秦子卿認為，徐霞客時代是中國歷史上一個重要的關鍵時期，一方面是封建社會漸趨沒落，朝政腐敗，人心思變，一方面是資本主義因素萌芽，社會內部結構產生新的矛盾，市民階層擴大，科學技術發展，新的生產力強烈要求突破舊的桎梏，時代的要求啟發了人們的進取精神，除舊創新，經世致用，在正直有為之士中蔚成風氣，徐霞客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簡論徐霞客及其游記》)。徐兆奎指出，徐霞客的家鄉南直隸江陰縣是屬于“東南財賦地”的經濟發達地區，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隨著經濟的發展，要求人們對物質世界的認識必須深化和廣化，先進的人們提出了務實學、求真知與經世致用等主張，《徐霞客游記》應該看作是時代的產物和實踐的產物(《地理學家徐霞客與其貢獻》，《自然科學史研究》2卷4期，1983年)。王維屏認為，徐霞客的思想淵源有三，一是家庭教育，二是東林黨人的支持，三是西洋文化的影響(《地理學家徐霞客的思想淵源及其精神的現實意義》，載《徐霞客研究文集》)。唐錫仁等認為，徐霞客從事地理考察的背景，一是徐霞客對腐敗政治懷有不滿，因而在人生道路的選擇上，不應科舉，不入仕途，走上地理考察之路，二是明中葉產生了資本主義萌芽，給科學技術的發展提供了動力，徐霞客不自覺地適應了時代要求，并作出卓越貢獻，二是在資本主義萌芽的影響下，學術思想漸趨解放，出現了實學思潮，徐霞客在地理學領域適應這一思潮，開創了新學風(《徐霞客從事地理考察的時代背景》，載《徐霞客研究文集》;《徐霞客及其游記研究》第一章)。

關于徐霞客的精神風貌，也頗引人注目。周寧霞高度贊揚了徐霞客的愛國主義精神(《以身許之山水——徐霞客熾熱的愛國主義精神》，《文匯報》 1982年8月16日)。龍震球認為，他的愛國精神表現在四個方面：一是獻身于旅游事業的信念和決心，二是有奇必覽、遇險必探的進取精神，三是熱愛祖國、熱愛祖國山河、熱愛大自然的情懷，四是熱愛名勝古跡，關心民生疾苦(《徐霞客〈楚游日記〉縱橫談》，《零陵師專學報》1985年2期)。陳橋驛提出，徐霞客的精神首先是他熱愛大自然、熱愛祖國山河的愛國主義精神，其次是他獻身科學、尊重實踐的精神(《論“徐學”研究及其發展》)。江牧岳號召，一是要學習徐霞客鍥而不舍、堅韌不拔的愚公精神，二是要學習徐霞客求真、求實、求嚴的科學精神，三是要學習徐霞客熱愛祖國河山的愛國主義精神(《紀念徐霞客有強烈的現實意義》，《杭州大學學報》1992年2期)。

蔣明宏等人對徐霞客的思想根源和精神風貌進行了較為深入地探討，認為徐霞客的思想主要有三個層次：一是不拘格式、務實求真的思想突破，對世儒泥經典、務八股經學投以鄙夷，二是“人與梅花一樣清”的道德追求，蔑視社會勾心斗角之風、追名逐利之習，三是憂國憂民、濟世建勛的政治理想。徐霞客的思想也有個發展演變過程，大致可以劃分為三個階段，一是少年 (19歲以前) 階段，雖對輿地奇書有濃厚興趣，但在奇書與經書、興趣與科舉等矛盾中，其思想中的務實求真、清高脫俗層次尚未取得支配地位，只是到了應試不得志，父親病故，才有了一個轉折; 二是壯年(49歲以前) 階段，雖棄科名而慕山水，但其思想矛盾還處在厭棄塵俗、訪游名山的水平，直到母親去世，社會危機加劇，43歲又結識黃道周，才發生重大突破，確立了獻身地理考察之志;三是暮年(49歲以后)階段，此時思想最成熟，務實求真、憂國憂民、清風高節皆集中表現出來，而其思想矛盾也深刻化、悲壯化了(《略論徐霞客研究的幾個問題——兼談徐學研究的方向和方法》)。蔣明宏還對徐霞客與陶淵明的處世方式進行了比較，認為二者有不同特點，在形式上一是開放的，一是封閉的，在精神上一是豪壯的，一是傷感的，在實踐上一是孤獨的，一是合流的，在個人與社會、功利與道德、濟世與避世之間，陶淵明采取犧牲一端而用“天命”相彌補的辦法，徐霞客則走了一條折衷的道路，更富有積極性和進取性(《徐霞客與陶淵明處世方式之比較》，《社會科學》1990年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