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射譏諷帶來的災難

明代中后期，有些人利用小說、戲曲作諷刺，搞誣諂。如正德間馬中錫作小說《中山狼傳》、康海作雜劇《中山狼》諷刺李夢陽;王九思作雜劇《杜甫游春》諷刺李東陽等人;萬歷間湯顯祖《牡丹亭》中的腐儒陳最良據說影射大名士陳繼儒;崇禎間阮大鋮撰寫傳奇《燕子箋》，劇中假狀元鮮于佶據說影射萬歷末年舞弊取中的沈同和。

還有人利用小說、戲曲搞陷害。如成化間大學士劉珝與同僚萬安有隙，萬安就千方百計陷害對方，劉珝之子劉鎡狎妓貪杯，好事者趙賓撰劇本《劉公子曲》作嘲戲，萬安便使人在劇本中增加有損劉珝父子的內容，然后雜在教坊院本中上奏，致使憲宗下決心罷免了劉珝。崇禎間翰林院庶吉士鄭鄤與奸相溫體仁作對，溫的爪牙陸完學、許曦等人便捏造許多事實誣陷鄭鄤，說鄭鄤“惑父披剃，迫父杖母”、“奸媳、奸妹”，等等，并把這些材料串編成穢惡小說《放鄭小史》、《大英雄傳》，以此搞臭鄭鄤，激怒崇禎帝。這一著果然見效，崇禎十二年(1639)，先已削籍的鄭鄤被下獄磔死。

復社文人攻擊政敵，也知道從對方的作品中尋找借口。《留都防亂公揭》攻擊阮大鋮的傳奇“誹謗當朝，譏刺當世”，列舉《牟尼合》、《春燈謎》等劇的言詞作證據。復社文人自己則受傳奇《綠牡丹》的諷刺，以致惹出大事， 晚明士子熱衷科舉卻不肯下苦功，事先揣摩幾篇八股文，臨場依樣畫葫蘆，僥幸騙取功名。于是編選、刻印八股文范本成為名士和書商的興隆事業。復社領袖張溥、張采等人即靠編八股文成名。他們以此為聯絡手段，徒眾越聚越多，聲勢越鬧越大，深為當局所忌。于是奸相溫體仁之弟溫育仁雇宜興文人吳炳撰寫傳奇《綠牡丹》，描寫八股選家的丑態，影射諷刺復社文人。劇本刊出后，復社諸子被激怒。時值復社盟友黎元寬任浙江學政，張溥、張采親自到杭州鼓動他為復社報仇。黎元寬于是下令在全省范圍內禁毀《綠牡丹》，并追究作者及刊印、發賣之人，逮捕了溫體仁、溫育仁兩家數人。溫體仁則唆使推官周之夔作《復社或問》向復社發難，企圖興一場大獄。幸虧朝中有人為復社說話，事情才平息下去。

這種利用小說、戲曲影射、諷刺乃至陷害的情況，對小說、戲曲本身而言是極其不利的。作為文學的小說、戲曲，它的創作動機、思想內涵，藝術功效是極其復雜、異常豐富的。如果拿來做為政治斗爭的手段，就大大貶低了小說、戲曲的價值和地位，并對文學產生極不良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