舍長就短的任昉

任昉，字彥生，齊梁時人。《南史》上記載，說他“幼而聰敏，早稱神悟。”很小的時候便能讀詩作文，后來也才名極盛，與沈約齊名。任昉特別擅長“筆”，每作一篇，總是才思涌動，奔發無窮，一遍就可以寫好，不需要改動。當時王公大臣的表奏很多是請他代寫的。深受時人的推崇。

所謂“筆”，是與文相對的。主要指章、表、書、記等應用文體;“文”是指華美、形象、有韻的純文學作品，包括詩。與任昉同時的另一大家沈約擅長作詩，被稱為一代詩宗，詩名極大。當時人并舉他們的作品，稱“任筆沈詩”。認為他們的作品是文章的楷模，給予很高的評價。這本來是極大的殊榮，但任昉對“任筆沈詩”的說法還是不滿。晚年便在詩上狠下功夫，決心勝過沈約，獨占鰲頭。但是，由于他擅長熟悉“筆”的寫作方法，對“文”的作法并不深加推究，而沿用“筆”的方法，在詩中大量使用典故，致使詩章詞句不能流暢通達。詩歌創作相當失敗。最后落了個“才盡”的貶評。任昉的失敗發人深省。

運用典故，這是南朝的一股文學風氣。借此可以炫耀學問，使詩的意境含蓄朦朧，這本來無可厚非，但詩中極力追求用典，故意“掉書袋”，則使文章類于抄書，艱澀難懂，失去了詩歌自然生動的風韻與流暢天然的美感。這種詩，文學史上稱為“事類詩。”是生硬艱澀的一種不受歡迎的詩歌。

“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沈約善詩，任昉善筆，本來是很正常的。各自發揮特長，必將碩果累累。可是任昉卻必欲壓倒沈約而后快，不管自己是不是真的能夠駕馭詩歌，盲目地創作，而又不遵循寫詩的規律，仍象寫表章一樣援古證今，大量用典，使得詩歌缺乏真情實感，缺乏生活氣息，不是以情動人，非要以理服人，結果只能遭受失敗的命運。

任昉避長揚短，而又不找出致短的原因來加以改善，盲目地在詩中大量用典，違背了詩歌創作不同于其他文體的特殊規律。所以不但在當時有“才盡”之譏，即使在后人的評判中，人們認為他的詩也終是沒有超出沈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