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向的農業學大寨運動

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報》刊登了介紹山西省昔陽縣大寨公社大寨大隊艱苦奮斗、發展生產的報道《大寨之路》。在支部書記陳永貴的帶領下，大寨大隊社員發揚艱苦奮斗、自力更生精神，變山溝為良田，修坡地為梯田，大寨一躍成為全國農業戰線的典型。由此，全國開展起一場農業學大寨的運動。這一運動對促進農田基本建設、發展農業生產起過積極作用。

“文化大革命”期間，由于受“左”傾思想的影響，有關方面一方面違背經濟規律，不惜消耗大量人力物力財力在大寨和昔陽制造先進典型;一方面用行政命令強行在全國推廣大寨的經驗。與此同時，學大寨成為推行“左”傾政策的政治運動，大寨也由先進典型演變成“左”傾政治運動和階級斗爭為綱理論的工具。各地為強調“學大寨不走樣”，毀林開荒，圍湖造田、平原造梯田等荒唐現象比比皆是。大寨蛻變為政治斗爭工具后，大寨之路被描述成“斗爭之路”。陳永貴任意剪裁大寨歷史，使之適應“路線斗爭”的需要。為了不斷創造出“經驗”，大寨日漸背離自力更生的原則，沽名釣譽，不惜弄虛作假，坑害國家。在大寨、昔陽以至全國各地，都有許多群眾被扣上“不學大寨”、“反大寨”的帽子，遭到殘酷斗爭，無情打擊，釀成許許多多的冤假錯案。

1975年9月，國務院召開的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要求到1980年全國有1/3以上的縣建成大寨縣，基本實現機械化。1976年12月，第二次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繼續堅持并重新提出了一些不切實際的高指標、大口號。

1980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轉發山西省委《關于農業學大寨運動中經驗教訓的檢查報告》中指出：“文化大革命”前大寨確是農業上的先進典型;但在“文革”期間，學大寨運動摻有“左”的內容和虛假成份，其錯誤由當時的中央負責，在大寨和昔陽推行“左”的錯誤主要由陳永貴負責。至此，農業學大寨運動終于劃上了一個休止符。

經濟是任何社會的基礎。如果人為地將經濟綁在政治的戰車上超速行駛時，經濟運動就必然會偏離其自身的軌道。一旦由政治決定經濟的命運而不是相反的話，經濟遲早會陷入困境無力自拔。大寨的道路就足以證明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