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之鳴”從哪里來

唐代以韓、柳為代表的古文運動先驅，針對當時駢文盛行之風，提出了一系列文學主張，并在實踐中創造了一種與駢文相對立的“古文”(實為新體散文)，一度起到轉換文風的巨大歷史作用。

作為古文運動的發起者，韓愈率先提出眾多的文學主張，其中“文道合一”最為重要。適應這一主張，韓愈又提出“言之有物”的觀點，認為寫文章必須反對空洞無物，為此就必須敢于正視社會現實。韓愈認為，“不平則鳴”應是對現實進行批判的理論根據。他在《送孟東野序》中說：“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乎口而為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他把古往今來著名的思想家、文學家都稱為“善鳴者”，認為他們都是為表達心中的不平而發表言論、著書立說。韓愈的“不平則鳴”顯然是從司馬遷的“發憤著書”發展而來。它在一定程度上沖破了儒家“溫柔敦厚”的詩教，揭示了階級社會里文學創作的一個客觀規律。但值得注意的是，韓愈的“不平則鳴”往往是從下層知識分子的個人哀怨與失意出發，缺乏更廣闊的社會內容，難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在這一問題上，柳宗元似乎走得更遠些，對這一問題的思考也更為深入。與韓愈的論點相似，柳宗元也提出了創作動力的理論，卻比韓愈所說的更完整，更貼近現實。他說：“君子遭世之理，則呻呼踴躍以求之于世，而遁隱之意息焉。于是感激憤悱，思奮其志略以效于當世，以形于文章，伸于歌詠?！笨梢姡谠菑摹八紛^其志略以效于當世”的積極態度出發，要求文章“輔時及物”，更直接地作用于社會現實。所謂“感激憤悱”又從何而來呢?柳宗元認為，這來自于對社會的了解和關懷，來自于個人的遭際與人民的苦難相一致。這里已經接觸到社會環境對作家思想感情變化所起的決定作用，揭示了“不平則鳴”的社會根源。

總之，韓、柳二人對“不平則鳴”的認識是一個由淺入深的過程，韓愈的觀點有失偏狹，未能正本清源，而柳宗元則在此基礎上前進了一大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