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方孝孺

舉世皆宗李杜詩，不知李杜更宗誰？

能探風雅無窮意，始是乾坤絕妙詞。

唐代是我國詩歌發展史上的黃金時代，李白和杜甫是其時兩座高峰，由于他們在詩歌創作中取得了偉大的成就，后代詩人以他們為榜樣，認真學習和借鑒他們的詩歌創作經驗，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完全應該的。

但是，任何事情都不可走向極端。正如列寧所說：真理邁過半步，就會變成謬誤。在我國歷代詩人注重向李杜學習的同時，常常出現奉李杜為圭臬、不敢越李杜半步的僵化現象，結果老死于李杜章句的腳下而一無所成。這就是方孝孺在這首詩中所批評的“舉世宗李杜”的可悲情況。“宗”，本意是“尊崇”;但它還有另一義，即“本源”。那些由于對李杜詩歌盲目崇拜而僵化了的人們，已經不是一般的尊崇，而是把李白和杜甫的詩歌當成了詩歌創作的摹本、源泉和唯一的標準了，這便走向了荒謬。宋代詩人黃庭堅認為“老杜作詩，退之作文，無一字無來處”，并以此為根據，要求詩人寫詩必須“字字有來歷”，就是這種荒謬態度的一個典型例證。詩人們一旦陷入這種荒謬的泥潭，就會縮手縮腳無所作為。唐代詩人劉禹錫作《九日》詩，欲用“餻”(“糕”)字，“以其不經見，迄不敢用”;出于同樣的原因，有人想在詩中用“餳”(“糖”)字，也不敢用。宋代楊萬里本是一位比較開放的詩人，常以俗語入詩，可是，連他也有顧忌，甚至認為：“詩固有俗有雅，然亦須經前輩熔化，乃可因承。”不用說，在這樣的心態之下，詩歌創作哪里還能創新，還能反映生動活潑的現實生活呢!

對這種“舉世皆宗李杜詩”的陳腐現象，方孝孺極為反感，提出了尖銳的批評，他的批評是一針見血、切中肯綮的。他以“不知李杜更宗誰”的一句詰問，便使那些“皆宗李杜詩”者無言以對。是的，如果一切詩作都要以前人詩歌為本源，一切用詞都要從前人詩中尋依據，而且把這種僵化觀點作為通則，那么，李杜的詩作豈不是也應該有前人的詩作為本源、以前人的用語為依據嗎?果真如此，李杜還能有那么多超越前人的絕唱嗎?李杜在詩歌創作中是注意向前人學習的，但從不受前人所局限。“不薄今人愛古人，清詞麗句必為鄰”(《戲為六絕句》)，杜甫自己的詩句便已清楚地表明了他既注意向古人學習、又注意向今人學習的客觀求實態度;李白對那些泥古不化者更是極盡嘲諷之能事，“魯叟談五經，白發死章句”的冷嘲熱諷，(見《嘲魯儒》)，便充分證明了這一點。李白之所以成為“詩仙”，杜甫之所以成為“詩圣”，除了個人的天資稟賦之外，最重要的是因為：一、豐富堅實的社會經歷和生活積累;二、對世事的密切關注和對民眾的深切同情;三、既善于學習，更勇于創新的正確態度。歸根結蒂，是由他們的思想情懷和社會實踐(包括創作實踐)所決定的。這就是歷史的真實。方孝孺“不知李杜更宗誰”的詰問，由于以這一歷史的真實為后盾，因而具有不可辯駁的巨大力量，足以震蕩那種“舉世皆宗李杜詩”的陳腐觀點和不良風氣。

詩人在從反面作了強有力的批評和否定之后，轉而從正面闡發自己的見解：“能探風雅無窮意，始是乾坤絕妙詞。”風雅，原意是指《詩經》中的風、雅，也即文章教化，這里可引申為文章教化所包含的世情風俗或人情世態。在詩人看來，只有對人情世態有了深刻的了解和體察，然后凝聚于自己的筆端，這樣寫出來的詩歌才是天下最美妙的作品。詩人主張文學創作要接近社會，貼近生活，從現實生活中獲得源頭活水，而不要受前人的束縛，拾古人的牙慧，這種觀點無疑是積極可取的。

方孝孺以耿正譽名于史。從這首論詩詩中，我們同樣可以感受到這種為人處世的氣質。作品對錯誤觀點的批評毫不含糊，對個人見解的表達明白直率，旗幟鮮明，胸懷坦誠。詩歌雖然運用了反問句，于稍稍停頓中引導人們去回顧歷史，然全詩的總格調則是直陳之中見剛正，流暢之中見坦率，給人以理透情真的美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