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詩經·小雅》

何草不黃？何日不行？何人不將？經營四方。

何草不玄？何人不矜？哀我征夫，獨為匪民！

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哀我征夫，朝夕不暇！

有芃者狐，率彼幽草。有棧之車，行彼周道。

此詩在《小雅》中，屬最后一首。《毛詩·序》云：“何草不黃，下國刺幽王也。四夷交侵，中國背叛，用兵不息，視民如禽獸，君子憂之，故作是詩也。”這點明此詩是作于周幽王時代。另據朱熹《詩集傳》說：“周室將亡，征役不息，行者苦之，故作此詩。”這里說此詩作者是“行者”，與《毛詩·序》是“君子”所作，并沒有多大的矛盾，都可以理解為民間之歌謠。

作者抓住在“周室將亡，征役不息”的時刻，社會上出現的“何草不黃，……何人不將”的普遍現象，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當時社會矛盾的本質。

在西周末年，中國大地上，戰爭頻繁。在那寒冷的西北風中，士兵們踏著枯黃及腐朽的雜草，不斷地開赴四方戰場。有些一邊推著戰車，在大地上奔跑，一邊發出怨言。其內容及其言外之意，見于詩篇的具體描繪。

詩篇的前兩章為第一部分，給讀者展示了上述的戰爭圖景。

詩的開頭，接連提出三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何草不黃?”點明了時令是秋天。秋風下的雜草才是一片枯黃。既是起興，又是比喻出征的士兵面黃肌瘦，難忍霜凍的煎熬。接著就是提出“何日不行”、“何人不將”等問題，即在這衰草枯黃的季節里，哪個日子不奔忙?那個男兒不當兵去打仗?(朱熹《詩集傳》：“將，亦行也。”)為什么?接著詩人就作了回答：那是為了統治者去“經營四方”，即為統治者去打仗。

接著詩的第二章又提出兩個問題，即“何草不玄?”與“何人不矜?”玄，赤黑色。草腐枯爛，由黃變黑，即由秋天到了嚴冬了。由于久不得歸家，士兵們“久而不歸，有失夫婦之道，而皆為矜夫也”(孔穎達《毛詩正義》)。矜夫，即單身漢。因此士兵們發出強烈的抗議：“哀憐我們這當兵的吧!怎么偏偏不把我們當成人!”(“哀我征夫，獨為匪民”中的“匪”字，即“非”之意)。

詩的后兩章為第二部分。第三章是說：我們這些當兵的不是野牛和老虎(兕，為古代犀牛之類的野獸)，竟至沿著那寬闊的曠野在奔走(率，循著，沿著)。我們這些可憐的士兵，從早到晚沒有一點空閑時間。

忙些什么?詩的第四章作了回答。芃，本是雜草叢生貌，此處形容狐尾蓬松之狀。幽，深幽。前兩句是說野外蓬松的狐貍，總是在幽深的草叢中生活。這就像我們這些當兵的推著高高的役車(“有棧之車”)那樣，在大路上不停地奔跑。(“周道”，大道)。

孔穎達在《毛詩正義》中說：“用兵不息，上二章是也;視民如禽獸，下二章是也。”從本詩的結構上說，孔穎達之言是對的。因為此詩分為前后兩部分。但從詩意上看，孔穎達之言雖有正確之處，但不全面。

因為前兩章不僅說明統治者“用兵不息”，更重要的是表現了士兵抱怨用兵者不把他們當成人。同時將后兩章概括為“視民如禽獸”，雖然是對的，但也未指出詩篇的深層含義。

統治者“用兵不息”及其“視民如禽獸”是現象，透過現象，看詩的圖畫中蘊藏的本質，才是鑒賞此詩的重要任務。

孟子在《離婁下》中說：“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孟子在這兒是從統治者內部矛盾來說的。既然國君視臣下為“犬馬”或“土芥”，那么，臣下就可以把國君當作“寇仇”。統治階級內部矛盾尚且如此不可調和，何況其與人民大眾的階級矛盾呢?那種不把人當成人。視民如禽獸的人，按孟子之意則視為不行仁義。所以他在《梁惠王下》中又說：“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對于這種獨夫民賊，人人得而誅之。這是儒家用民本思想作指導，對那種“視民如犬馬”的統治者發出的指責。本詩作者，也是用“民本思想”作指導，來反映當時戰亂中的人民的呼聲。所以詩章不只是停留在揭露統治者“用兵不息”的所作所為上，而是著重描寫人民群眾，在為統治者出征的生活中所受的苦難，及其發出的強烈的反抗聲音。

有矛盾，就有斗爭;有壓迫，就有反抗。這是歷史發展的規律，而人民群眾的反抗，乃是中國歷史得以前進的根本動力。詩篇就是抓住這個本質特點，著重揭示了當時統治者“用兵不息”、“視民如禽獸”所帶來的后果：嚴重地背離人民要求過人的正常生活的意愿，從而將自己推向獨夫民賊的絕境。所以清代思想家、文學評論家王夫之在《詩廣傳》卷3第61節中評論此詩說，自古以來統治者自作自受，因“力不給于人”(人民群眾不擁護他們，得不到人們的大力幫助)，“以迄于危亡”。而此詩中的“何人不將”，乃是“人不給矣”的象征，因而“促其百年，而貧寡其天下，不亡何待哉”，統治者正是由于他們“視民如禽獸”，與民嚴重對立，遭到人民的反抗而走向滅亡的道路。這是王夫之通過本詩總結出的富有哲理性的一條歷史的教訓。編輯《詩》者，將此詩作為《小雅》的最后一首詩，是寄喻著深刻用意的。

通過以上內容的賞析，可見這首詩是通過對“何草不黃”的現象的描寫，揭示了統治者“視民如禽獸”，從而遭到人民怨恨的社會矛盾的本質。從歷史唯物主義的高度來分析，就可見此詩在內容上的深刻的哲理性。

本詩深刻的哲理是通過形象化的手法表現出來的。其顯著特色是成功地運用比興手法。“何草不黃”及“何草不玄”，既是起興，又兼比喻。雜草由黃到黑，時間的推移，引起了詩人“哀我征夫”的怨憤之情，同時又比喻著“何人不將”、“何人不矜”的憔悴而凄苦的情景，可謂“附意”而“切事”。用野獸來比喻征夫過的非人生活，也收到“以物比理”的藝術效果。這樣的比興結合，既能“寫氣圖貌”，又能“擬容取心”(《文心雕龍·比興》)，增強了本詩表達哲理的藝術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