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聚仁《談魏晉間文人生活》原文|注釋|賞析
從漢靈帝中平元年(黃巾亂起)到東漢晉恭帝元熙元年(晉亡),這二百年間,死個把人,本來不算得什么一回事的。漢桓帝時,已經 “京師廨舍死者相枕,郡縣阡陌,處處有之。” 到了東晉初年,“中原蕭條,千里無煙; 饑寒流隕,相繼溝壑。” “鄢陵舊五六萬戶,今裁有數百。”這是怎樣一個大修羅場! 但史家好象不十分關心這些人的死活,只有幾個女人的死,倒大書特書給后人以很深刻的印象。文人給當局開刀,自黃祖殺禰正平始,曹操跟著他把那個多嘴的孔融殺掉了,曹丕又殺了許多文人,要不是看同胞手足之情,連曹植也幾乎不能免。(其實同胞手足,曹丕也不十分管: 任城王就給曹丕弄死的。)三國末年,那幾個大名士,司 馬懿殺了兩個——夏侯玄和何宴,司馬昭也殺了 一個——嵇康,他們的罪狀大致是相同的,不孝。可是臧榮緒在《晉書·阮籍傳》上說: “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事,遂酣飲為常。……鍾會數以時事問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獲免。”這倒是真話,我們都知道曹操、曹丕、司馬懿、司馬昭,他們自己也并不是忠臣孝子;以“不孝”殺那些名士,不過是個托詞。
有人問:曹操、司馬懿,為什么一定要把文人來開刀呢?我們先找幾件外國的故事來談談:希臘那么一個標榜自由的民族,為什么容不得蘇格拉底那個大哲人多活幾年呢?蘇格拉底死的時候,已經71歲,遲早就要死的了;希臘人就有那么急性非趕緊解決這個人不可。蘇格拉底原沒有什么大罪過,只是逢人詰問,引起青年們對于現狀的懷疑,使希臘人不再醉生夢死下去;所以控訴他的那3個人,梅利多斯(Meletus)等,說他“否認國家所承認的神們,另外唱道新神,使雅典青年腐敗。”這是一件事。還有一件事,法國大革命時候的人物,我們中國人最熟知的有一位羅蘭夫人;她臨死時候,對著自由神的石像說: “自由呀!自由呀!世人不知借你的美名,犯了多少罪惡!”她的丈夫聽到她被殺的消息,也當天自殺了;身邊留一小紙條,說: “但愿通國厭棄這種殘殺無辜的罪惡,回過頭來,發現真正人道罷!”他們夫婦倆都有歡喜教訓別人的脾氣,至死不悟!魏晉間文人,大概也害了這種多嘴的毛病的,什么事都要說出一番長長短短的道理,甚至有對黃巾去誦《孝經》的; “秀才遇著兵,有理說不清”,誰耐煩聽你的嚕蘇呢?我們讀嵇康寫給山巨源的信,就覺得可笑:什么“七不堪”,什么“二不可”,無非惹人頭痛,因而送上斷頭臺。這種毛病,連所謂田園詩人陶淵明都不能免,(諸如《雜詩》、《擬古》、《讀山海經》諸篇,字里行間,都有憤激不平之氣存在著。)更無論其他文人了。文人不得善終,在某種情形下,也可說是命定的!
他們躲避這現實的方法,我們看來頗有點幽默。在他們之間,時興三部古書,《老子》、《莊子》和《周易》,《老子》、《莊子》都是教人回到渾噩無是非無差別的境界去的,“未嘗先人,而嘗隨人; 人皆取實,己獨取虛; 人皆求福,己獨曲全。”如不知人心如鏡,一到虛靜界,什么隱秘,更看得清清楚楚; 反不如在勢利場中鬼混,真能昏天黑地,不見天日。這樣,他們想在老莊哲學中找到安身立命的隱蔽處,結果,更把是非看得分明,更不能安身立命。他們第二種躲避現實的方法是“飲酒”,司馬昭要替司馬師求婚于阮籍,阮籍一醉60日,使來使無從開口。以酒醉來躲避,只有這一次是有實效的。后來司馬炎讓九錫,公卿大夫要一力勸進; 那篇勸進文,奉命非要阮籍動筆不可。阮籍也想借酒醉來躲避,畢竟不可能; 只得就案寫成,讓來使鈔了去。大概嵇康也不大贊成阮籍的辦法,所以說: “阮嗣宗,唯飲酒過差耳; 至為禮法之士所繩,疾之如仇……” 因為如嵇康那樣性格的人,喝醉了酒,方會靜默下去; 阮嗣宗本是“與物無傷” 的,酒后反常,會惹些是非也未可知呢! 第三種躲避現實的方法,是入山修道,學做神仙。可是修道愈有功夫,說起話來愈是刻毒。那位隱在蘇門山的孫登,老實不客氣,就說嵇康“才多識寡,不得善終”; 好在嵇康并不是得君行道的人,否則孫登自己也就要不得善終的了。魏晉文人種種自己麻醉自己躲避的方法,都不見實效,只能如駝鳥一樣,把頭鉆在樹林里,當作自己已經躲起來了,讓獵人捉了去拿去宰割。
東晉以后,佛家的思想傳播過來了,釋迦的教義代替了老莊的教義。第一等聰明人,大都出家做和尚去; 在另外一個世界里有大法事可做,不必和現實混在一起,才是真正的躲避起來。并且在另外一個世界,對于人間世的種種一切,都有從頭來過的公平正直的總算帳,那一切憤憤不平之氣,自然而然地沉寂下去。所以要躲避現實,單靠自己麻醉是難得見效的,最要緊的要如佛家一樣能有另一乾坤可去,不過天堂、靈魂、來世等等,在現在,已經給科學打得粉碎了;我們要構成另一世界,卻不十分容易呢?
(1936年8月上海商務印書館版《文筆散策》)
賞析 這篇雜文是以曲筆寫現實,借古諷今之作。作者以其淵博的知識和獨到的眼光回顧了歷史,指出在草菅人命的時代,“死個把人,本來不算得什么一回事”,因為統治者要想置人于死地,何愁找不到一個藉口。但是疑問跟著就來了:在眾多的喪命者里,何以文人要首當其沖呢?統治者為何獨獨對文人那樣恐懼、仇視、必欲置其于死地而后快呢?縱觀歷史,自黃祖殺禰衡始,中國文人的厄運有了開端,此后便一發而不可收。曹操殺孔融,司馬昭殺嵇康,直至后世的清代文字獄。文人手無縛雞力卻總是大難臨頭,這當中必定有什么緣故。
文人云者,不過有知識,問是非。所謂自幼飽讀詩書、滿腹經綸,尤擅知天下興衰之事。所以古今中外的統治者在網羅人才時便格外留意于文人。偏偏文人天性不大安份守己,更有個“該殺”的毛病,就是“什么事都要說出一番長長短短的道理”,偏偏這“道理”總是不合統治者的口味,甚至觸到疼處,或是揭了隱私。古人云:“察見淵魚者不祥”,大約就是這個意思。再進一步,文人喜歡多嘴,所講述的“道理”總是能夠“引起青年們對于現狀的懷疑,”威脅到統治者的利益。由此可見,“文人不得善終,在某種情形下,也可說是命定的!”然而這也正是文人的光榮和價值所在。一介書生引起統治者驚恐萬狀,足見文人講“道理”、多嘴多舌的力量。假若為安身立命計,文人手捧《老》、《莊》,歸隱山林,能忘懷一切,那自然不錯,可惜愈是如此,對是非曲直看得愈明白,殺身之禍有時就來得愈快。或者遁逸到西方極樂世界去皈依佛祖,可惜這世界被科學證明是虛無縹緲的幻境,從來不曾存在過。作者通過這些反證,指出文人的真正出路全在他多嘴多舌、關心國事,并且盡力去構建有別于老莊佛道的現實的“另一世界”。這個任務雖不容易完成,卻是文人唯一光榮正確的任務。舍此別無他途。
文章表面說的是魏晉文人生活,實則是借古諷今,抒發現實感慨。時值三十年代,正是國民黨當局發動文化圍剿、大興現代文字獄的時候,作者的種種議論有極強的針對性和現實意義。文章的語言流暢鋒利,蘊藉深刻,言有盡而意無窮,頗耐人尋味、發人深省。
上一篇:章克標《談風月》原文|注釋|賞析
下一篇:茅盾《談鼠》原文|注釋|賞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