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云彬《奴隸篇》原文|注釋|賞析

一

魯迅說： “任憑你愛排場的學者們怎樣鋪張，修史時候設些什么 ‘漢族發祥時代’ ‘漢族發達時代’ ‘漢族中興時代’ 的好題目，好意誠然是可感的，但措辭太繞彎子了。有更其直截了當的說法在這里： 一、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二、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這一種循環，也就是 ‘先儒’之所謂一治一亂。”

是的。從前人不是說過嗎? “寧為太平犬，莫作亂離人。”這便是在“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 的人對于“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 的人的一種向往。大多數的中國人，以前做一姓一家的奴隸，近百年來，又因為 “中國是各國的殖民地，要做十多個主人的奴隸”，奴隸做得太久了，便不自覺地從奴隸生活中尋出 “美” 來，贊嘆，撫摩，陶醉，一旦“主子”垮臺，欲求做奴隸而不得，對于過去的奴隸生活便不勝其追念，甚至于連做一匹狗都甘心的，只要天下太平。

而況“天有十日，人有十等” 同是奴隸，還有輿、臺、隸、仆等的分別，如果在奴隸階層里能夠爬得高一點，可以仗 “主子” 的威勢來欺壓比他更低一層的奴隸的，自然更值得驕傲了。還有一種平時受 “主子” 豢養的奴隸，是全靠有“奴隸” 的身分才能生活的，我們浙江蕭(山)紹(興)一帶有所謂“墮民”者，一向是比“平民”更低一級的，自“五族共和”以來，曾由政府明令解放，然而墮民們大不高興，原因是怕失去了“低級奴隸”的地位，歲時令節，便不好意思再向主人討賞賜。

總之，“奴隸”這個名詞，雖然字面上看來不大冠冕，然而只要生活過得下去，尤其是在奴隸階層里爬得高一點，永遠不會感覺到恥辱、不平而意圖掙脫的。

二

然而，終于有人在不平，在叫喊了。三十年前，許多革命志士大聲疾呼，要掙脫滿洲人所加于我們的鐐銬，而康有為卻主張保皇立憲，于是章炳麟斥之曰： “飾為喑聾，甘與同壤，受其豢養，供其驅使，寧使漢族無自立之日，而必為滿洲謀其帝王萬世祈天永命之計，何長素之無人心一至于是也。”

康有為為什么不贊成革命，甘心做清皇朝的奴隸呢?理由很簡單，如果立憲成功，康氏自己的地位，是所謂“處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這樣的高等奴隸，又何樂而不為呢?只可惜大多數的奴隸們已經起來反抗，清皇朝終被推翻，康有為也只好默默地帶著他的寶貴的奴隸標識——辮子，而長眠地下了。

只是我們身上的鐐銬不止一副，掙脫了滿洲人所給我們戴的那一副，卻還有帝國主義者給我們戴的。所以孫中山先生臨終時告訴他的同志們說：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而魯迅先生也告訴青年們說： “創造中國歷史上未曾有過的第三樣時代，則是現在青年的責任。”

所謂“中國歷史上未曾有過的第三樣時代”，很明白就是沒有“奴” “主”之分的時代，而我們也的確正在努力創造——“抗戰建國”便是。

三

只是中國人奴隸做得太久了，所以要掙脫奴隸鐐銬還有辦法，而要拔去奴隸思想卻很困難。據說現在中國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奴隸思想似乎也確有兩種，一是封建的，一是殖民地的。譬如康有為一定要尊 “載湉小丑” 為 “圣上” ，那便是封建的奴隸思想。還有一種殖民地的奴隸思想，就是只看見主子的偉大，不相信自己的力量，只想倚靠他人，占一點兒小便宜，他們根本不要革命，只要能夠維持現狀，做穩奴隸就成了。

要創造中國歷史上未曾有過的第三樣時代，須要根本拔去奴隸思想。否則無論是留學生也好，名教授也好，甚至被尊稱過“革命的外交家”者也好，盡管你表面上如何高等，如何華貴，一旦褫其華袞，露出本相，也不過是奴隸罷了。

1940年10月

(1985年三聯書店版《宋云彬雜文集》)

賞析 魯迅先生1925年寫過一篇文章《燈下漫筆》，文中曾說：“中國人向來就沒有爭到過 ‘人’ 的價格，至多不過是奴隸”。文章把中國歷史概括為兩個時代： “一、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 二、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并號召青年們勇敢站出來，“創造中國歷史上未曾有過的第三樣時代”。不難看出，本文的立意和基本結構框架都本于魯迅的這篇文章。但40年代的中國社會現實，畢竟與20年代有很大不同。在40年代，封建壓迫依舊，而民族矛盾則公開激化了。因而本文的這種闡釋和解讀，也就有了新的時代內涵。

首先，文章在繼承魯迅關于中國的歷史不過是“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和“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這一論斷的同時，著重突出了近百年來中國日漸殖民地化這一特征，尤其是中國正在遭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這一現實。“我們身上的鐐銬不止一副，掙脫了滿洲人所給我們戴的那一副，卻還有帝國主義者給我們戴的。”基于這一點，作者把魯迅所說的“創造中國歷史上未曾有過的第三樣時代”，闡釋為沒有“奴”、“主”之分的時代，并具體化為“抗戰建國”這一歷史任務，即打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建立一個獨立富強的中國。

文章進一步指出，由于中國人的雙重奴隸身分，盤結于中國人身上的奴隸思想也就有兩重： 封建的奴隸思想和殖民地的奴隸思想。當然，作者并沒有把所有中國人等同看待，而是突出表現了對“奴隸階層里爬得高一點”的“高等奴隸”的切齒痛恨。文章突出批判了企圖“處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康有為式的人物和一些奴化的教授名流。他們是殖民地奴隸思想的集中體現者，幻想依賴洋主子，而對人民的力量則視而不見。

尤為可貴的是，作者也象魯迅那樣深刻意識到，由于壓迫的深重久遠，中國人奴隸思想的根深蒂固，不僅意識不到自己的奴隸地位，居然還能在奴隸生活中尋出“美”來，贊嘆、撫摸、陶醉。作者慨然嘆道： “只是中國人奴隸做得太久了，所以要掙脫奴隸鐐銬還有辦法，而要拔去奴隸思想卻很困難。”這種奴隸思想對于抗戰建國事業的危害是顯而易見的，因而文章尖銳指出： “要創造中國歷史上未曾有過的第三樣時代，須要根本拔去奴隸思想。”

現在距魯迅寫《燈下漫筆》時已有60余年，距作者寫作本文時也有近50年了。他們所期待的“第三樣時代”，隨著新中國的誕生已經出現。中國人早已擺脫了奴隸鐐銬，然而他們所深惡痛絕的奴隸思想，無論其為封建的還是洋化的，卻遠不能說已經脫凈，仍有去拔之必要。這也就是我們學習這篇文章的現實意義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