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人《況鐘的筆》原文|注釋|賞析

看了昆劇《十五貫》，叫我念念不忘的是況鐘那支三落三起的筆。

自從倉頡造字，蒙恬造筆以來，凡是略識“之乎” 的人，都是要用筆的。讀書人著書立說，吟歌賦詩，要用筆，種田的、趕買賣的，記豆腐白酒帳，要用筆，甚至象阿Q那樣人物，臨到槍斃之前，還要拿起筆來，伏在地上，在判決書上面畫個圈圈，并且有慨于圈圈之畫得不圓，這就可見筆之為用是大得很哩。

自然，筆各有不同，我們用的或毛筆，或鋼筆，而況鐘所用的是朱砂筆。況鐘雖然是蘇州府尹，但這回擔任的工作，卻是監斬。他的職責就是核對犯人和榜上名字是否屬實。如果屬實，那就算他“驗明正身” 了，大可朱砂筆一揮，向榜上名字一點，叫劊子手拉出去，一斬了事的。然而況鐘偏不這么做，一聽到犯人呼冤，并且自述經過，又點不下去了。經過臨時一次調查，冤情已經屬實，但他既是監斬官，無權過問判決，于是又拿起筆來，但又看到犯人含冤莫伸的情形，又點不下去。他想到人命關天，要對人負責。他終于立下決心，自擔干系，延緩處斬，向巡撫大人據理力爭，并且親自勘察，破了案情，平反了冤獄。這樣，況鐘的朱砂筆，終于點中了真正的殺人犯。可見一個人會不會用筆是大有講究的。

我們的機關首長，單位的負責人，以至一般工作人員，都是要用筆的。有的是起擬計劃、稿件，等等，有的則是拿起筆來在計劃、稿件之類上面批示一下，或同意，或另擬，或寫上一個名字。但是，我們用筆有沒有象況鐘那樣用得慎重而嚴肅?實在是大可深思一下的。我們之間固然不缺乏象況鐘那樣的人，善于在筆底下看到“人”并且用行動來幫助用筆。但我們之間，也不缺乏象過于執那樣的人，只知大筆一揮，看不到筆底下有“人”;或者把任何工作，往上一推，往下一壓，自己僅僅經過手，簽個名，只考究自己簽名的字，是否“龍翔鳳舞”，足夠威勢，也算是用過筆了。

沒有對人負責的精神，不可能作出對工作負責的事，況鐘的筆底下有“人”，就是況鐘用筆的可貴精神。

但況鐘的用筆是很不容易的。首先，這支朱砂筆必須點中真正殺人犯，那才能為社會除掉壞人。而除掉了壞人，也就是保護了好人。但要作到這一點，也得展開兩條路線的斗爭：一方面，他要同只知排比事件的表面現象，并且會用“人之常情”來作推理根據，卻不研究事情的實質的主觀主義者作斗爭。另一方面，他還要同滿足于自己的高官厚祿，閉著眼睛簽發文件，而又討厭下屬提出不同意見，為了去掉不順手的干部，就故意設下陷阱叫你跳下去的官僚主義分子作斗爭。這樣，況鐘的筆就處在主觀主義者過于執和官僚主義者周岑的兩支筆鋒夾攻之間了。他要在這兩支筆鋒夾攻之間，殺出一條真理的路來，實在是需要有大勇氣、大智慧的。但一個能對人負責的人，一定會得到人民力量的支持，就會有大勇氣;而一個得到人民力量支持的人，一定能集中群眾的智慧，就會有大智慧。況鐘就這樣地戰勝了兩支夾攻的筆鋒，平反了冤獄。況鐘可說是善用其筆的人了。

經常用筆而又經常信筆一揮的人，是不能不想想況鐘的用筆之法的。

(1956年5月6日《人民日報》)

賞析 這篇雜文，使每一個關心國家命運的人都會深切地感到：作者以對人民負責和大智大勇的精神，在30多年前提出的，反對主觀主義和官僚主義的問題，至今仍有深刻的現實意義。作者寫這篇文章的時候，一般人對國家機關這些弊病尚未察覺，或者雖有察覺，但不敢觸及。而巴人同志卻以敏銳的眼光，坦蕩的胸懷，以及對新中國赤誠的熱愛之情，大膽地暴露了陰暗面，實在是難能可貴的。巴人在他的《點滴集》一書中說過： “我常常想： 無以為人，何以為文。雜文尤其如此。雜文的作者必須是個堅強的戰士。戰士勇于殺敵，但也敢于挖掉自己身上的瘡毒，然后更顯出戰士的光輝。”這些話，應該成為雜文寫作者的座右銘。

《況鐘的筆》運用說古論今的方法，以“筆”為中心線索，處處照應，十分嚴謹，在藝術上有不少特點。

層層剝筍，步步深入。文章起筆入題，“看了昆劇《十五貫》，叫我念念不忘的是況鐘那支三落三起的筆。”接著談了幾句筆的用途之廣，便娓娓動聽地轉述了況鐘監斬犯人時所用的那支朱砂筆三落三起的經過及原因。至此，作者借用故事所明之理已很明確。但這時筆鋒一轉，又順理成章地由況鐘的筆聯系到現在“我們的機關首長，單位的負責人，以至一般工作人員”是怎樣用筆的。由故事到現實，這就使文章深入了一層。而要做到用筆時對人負責，并不是容易的事，還需要與主觀主義和官僚主義作斗爭，文章在這里又深入一層。作者說，要與這些人作斗爭，就得擔點風險，還“要有大勇氣、大智慧”。但是，只要有對人民負責的精神，就可以在人民那里得到勇氣和智慧。文章正是在層層遞進的剖析中闡述道理的。

對照鮮明，類比貼切。為了突出中心，文章把況鐘的求實精神和對人民負責的“三落三起”的用筆之法，與我們國家機關中那些主觀主義和官僚主義的用筆之法加以比較，一褒一貶，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不僅如此，在分析況鐘用筆“很不容易”的原因時，作者又拉出《十五貫》中的主觀主義者過于執和官僚主義者周忱與現實生活中那些無視人民的“經常用筆而又經常信筆一揮的人”進行類比。這樣，對那些只憑主觀臆斷、不求實際的人，那些官氣十足的人，無疑是一種鞭撻，也是一劑良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