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再論雷峰塔的倒掉》原文|注釋|賞析

從崇軒先生的通信(二月份《京報副刊》)里，知道他在輪船上聽到兩個旅客談話，說是杭州雷峰塔之所以倒掉，是因為鄉下人迷信那塔磚放在自己的家中，凡事都必平安，如意，逢兇化吉，于是這個也挖，那個也挖，挖之久久，便倒了。一個旅客并且再三嘆息道： 西湖十景這可缺了呵!

這消息，可又使我有點暢快了，雖然明知道幸災樂禍，不像一個紳士，但本來不是紳士的，也沒有法子來裝潢。

我們中國的許多人，——我在此特別鄭重聲明： 并不包括四萬萬同胞全部! ——大抵患有一種 “十景病” ，至少是“八景病” ，沈重起來的時候大概在清朝。凡看一部縣志，這一縣往往有十景或八景，如“遠村明月” “蕭寺清鐘”“古池好水”之類。而且，“十” 字形的病菌，似乎已經侵入血管，流布全身，其勢力早不在“! ”形驚嘆亡國病菌之下了。點心有十樣錦，菜有十碗，音樂有十番，閻 羅 有十殿，藥有十全大補，猜拳有全福手福手全，連人的劣跡或罪狀，宣布起來也大抵是十條，仿佛犯了九條的時候總不肯歇手。現在西湖十景可缺了呵!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 ，九經固古已有之，而九景卻頗不習見，所以正是對于十景病的一個針砭，至少也可以使患者感到一種不平常，知道自己的可愛的老病，忽而跑掉了十分之一了。

但仍有悲哀在里面。

其實，這一種勢所必至的破壞，也還是徒然的。暢快不過是無聊的自欺。雅人和信士和傳統大家，定要苦心孤詣巧語花言地再來補足了十景而后已。

無破壞即無新建設，大致是的;但有破壞卻未必即有新建設。盧梭，斯諦納爾，尼采，托爾斯泰，伊孛生等輩，若用勃蘭兌斯的話來說，乃是“軌道破壞者”。其實他們不單是破壞，而且是掃除，是大呼猛進，將礙腳的舊軌道不論整條或碎片，一掃而空，并非想挖一塊廢鐵古磚挾回家去，預備賣給舊貨店。中國很少這一類人，即使有之，也會被大眾的唾沫淹死。孔丘先生確是偉大，生在巫鬼勢力如此旺盛的時代，偏不肯隨俗談鬼神;但可惜太聰明了，“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只用他修《春秋》的照例手段以兩個“如”字略寓“俏皮刻薄”之意，使人一時莫名其妙，看不出他肚皮里的反對來。他肯對子路賭咒，卻不肯對鬼神宣戰，因為一宣戰就不和平，易犯罵人——雖然不過罵鬼——之罪，即不免有《衡論》(見一月份《晨報副鐫》)作家TY先生似的好人，會替鬼神來奚落他道：為名乎?罵人不能得名。為利乎?罵人不能得利。想引誘女人乎?又不能將蚩尤的臉子印在文章上。何樂而為之也歟?

孔丘先生是深通世故的老先生，大約除臉子付印問題以外，還有深心，犯不上來做明目張膽的破壞者，所以只是不談，而決不罵，于是乎儼然成為中國的圣人，道大，無所不包故也。否則，現在供在圣廟里的，也許不姓孔。

不過在戲臺上罷了，悲劇將人生的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喜劇將那無價值的撕破給人看。譏諷又不過是喜劇的變簡的一支流。但悲壯滑稽，卻都是十景病的仇敵，因為都有破壞性，雖然所破壞的方面各不同。中國如十景病尚存，則不但盧梭他們似的瘋子決不產生，并且也決不產生一個悲劇作家或喜劇作家或諷刺詩人。所有的，只是喜劇底人物或非喜劇非悲劇底人物，在互相模造的十景中生存，一面各各帶了十景病。

然而十全停滯的生活，世界上是很不多見的事，于是破壞者到了，但并非自己的先覺的破壞者，卻是狂暴的強盜，或外來的蠻夷。獫狁早到過中原，五胡來過了， 蒙古也來過了; 同胞張獻忠殺人如草，而滿洲兵的一箭，就鉆進樹叢中死掉了。有人論中國說，倘使沒有帶著新鮮的血液的野蠻的侵入，真不知自身會腐敗到如何! 這當然是極刻毒的惡謔，但我們一翻歷史，怕不免要有汗流浹背的時候罷。外寇來了，暫一震動，終于請他作主子，在他的刀斧下修補老例;內寇來了，也暫一震動，終于請他做主子，或者別拜一個主子，在自己的瓦礫中修補老例。再來翻縣志，就看見每一次兵燹之后，所添上的是許多烈婦烈女的氏名。看近來的兵禍，怕又要大舉表揚節烈了罷。許多男人們都哪里去了?

凡這一種寇盜式的破壞，結果只能留下一片瓦礫，與建設無關。

但當太平時候，就是正在修補老例，并無寇盜時候，即國中暫時沒有破壞么? 也不然的，其時有奴才式的破壞作用常川活動著。

雷峰塔磚的挖去，不過是極近的一條小小的例。龍門的石佛，大半肢體不全，圖書館中的書籍，插圖須謹防撕去，凡公物或無主的東西，倘難于移動，能夠完全的即很不多。但其毀壞的原因，則非如革除者的志在掃除，也非如寇盜的志在掠奪或單是破壞，僅因目前極小的自利，也肯對于完整的大物暗暗的加一個創傷。人數既多，創傷自然極大，而倒敗之后，卻難于知道加害的究竟是誰。正如雷峰塔倒掉以后，我們單知道由于鄉下人的迷信。共有的塔失去了，鄉下人的所得，卻不過一塊磚，這磚，將來又將為別一自利者所藏，終究至于滅盡。倘在民康物阜時候，因為十景病的 發作，新的雷峰塔也會再造的罷。但將來的運命，不也就可以推想而知么? 如果鄉下人還是這樣的鄉下人，老例還是這樣的老例。

這一種奴才式的破壞，結果也只能留下一片瓦礫，與建設無關。

豈但鄉下人之于雷峰塔，日日偷挖中華民國的柱石的奴才們，現在正不知有多少!

瓦礫場上還不足悲，在瓦礫場上修補老例是可悲的。我們要革新的破壞者，因為他內心有理想的光。我們應該知道他和寇盜奴才的分別;應該留心自己墮入后兩種。這區別并不煩難，只要觀人，省己，凡言動中，思想中，含有借此據為已有的朕兆者是寇盜，含有借此占些目前的小便宜的朕兆者是奴才，無論在前面打著的是怎樣鮮明好看的旗子。

(1925年2月23日《語絲》周刊第15期)

賞析 魯迅作為卓越的雜文作家，他對于丑惡的、凝滯的、不合理的人生有一種特別的敏感。他常常從普通的日常生活中看到“病象”，在“誰都毫不注意的”事物中發現矛盾，“給它特別一提”，于是那隱藏在事物背后的“不合理，可笑，可鄙，甚而至于可惡”之處便顯現出來，引起人們的警覺或促使人們去改造它(魯迅《什么是“諷刺”?》)。雷峰塔倒掉了，這其實是一件很平常的事。為什么倒掉的? “因為鄉下人迷信那塔磚放在自己的家中”可以“逢兇化吉”，你挖他也挖，“挖之久久，便倒了”。于是人們再三嘆息：“西湖十景這可缺了呵!”這樣的感慨似也是很自然的事。但是恰恰在這里，魯迅看出了人們精神上的“病象”：守舊、維持現狀、懼怕變動。魯迅把這叫做“十景病”，并以此為出發點，廣泛地聯系與之相類似的事，說明這種保守思想是統治階級對人們麻醉的結果，是為維持他們的統治所需要的一種精神狀態，是守舊復古勢力賴以生存的土壤。它的危害是： “中國如十景病尚存，則不但盧棱他們似的瘋子決不產生，并且也決不產生一個悲劇作家或喜劇作家或諷刺詩人。所有的，只是喜劇底人物或非喜劇非悲劇底人物，在互相模造的十景中生存，一面各各帶了十景病。” “十全停滯的生活”必然阻滯創新和變革，延宕社會的發展。從最平常的人或事入手，“給它特別一提”，顯示出不平常的意義，促人猛醒，催人自新。

根治阻滯生活發展的“十景病”的唯一辦法是“破壞”，“無破壞即無建設”，從這個意義上他毫不顧惜雷峰塔的倒掉。但是他又指出： “但有破壞卻未必即有新建設”。他告誡人們應區別“革新的破壞者”和“寇盜奴才”式的破壞者的不同，“我們要革新的破壞者，因為他內心有理想的光。我們應該知道他和寇盜奴才的分別; 應該留心自己墮入后兩種。”經過縝密的推論、分析，魯迅于文末點破了題旨。盡管寫作此文時他還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但文章的主要思想卻閃爍著批判的、辯證的光輝。

從習見的生活中敏銳地發現問題，是困難的; 以藝術的手段加以深化、強調、突出，所謂 “給它特別一提”，就更加困難。雜文不同于小說，它選擇的事實必須是生活中確實存在的，行文之中不能改變事物的本質特征。為了強調和突出，只能藉助于推想、聯想的藝術手段，將大量散碎的事實按照內在的聯系加以綴合，使那“特別一提”的精要之點延伸、擴大，顯示它的歷史、現狀和未來。魯迅經常運用這種結構方法寫作雜文，《再論雷峰塔的倒掉》可作此種寫法之一例。